【】【】【】【】【】【】【】【】【】【】【】【】【】【】【】【】【】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二　十　四　期　　　　　　　　　　　【】 　【】　　　　　　　　　　　　　　　　　　　　　　　　　　　　　　【】 　【】【】【】【】【】【】【】【】【】【】【】【】【】【】【】【】【】 　　　　　　1997.9.17　　　　　　　　　　　　　　（sd9709d） 　÷÷÷÷÷÷÷÷÷÷÷÷　本　期　目　录　÷÷÷÷÷÷÷÷÷÷÷÷ 　⒈　旧体制欠的债应该由谁负？　　　　　　　　　　　　　　　　胡　平 　⒉　中国工人被他们的“先锋队”抛弃　　　　　　［美］詹姆斯·佩特斯 　⒊　“江核心”号召咱们──下岗　　　　　　　　　　　　　　　赵之壁 　⒋　天壤之别──贫富两极　　　　　　　　　　　　　　　　　　张　楠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由于可知原因，凡大陆人士未在大陆公 　开发表过的稿件，作者皆署“暂无名”，待无须顾虑时再公布他们的真名。在 　此谨表对他们的深挚敬意与感谢。我们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有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编者按】　中共“十五大”马上就要召开了，大陆传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的宣传。我们也将分三期（内容分别有关政治、经 济与社会）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关材料，作为对中宣部十五大宣传攻势的补充。所 刊文章并不全面，也不代表编者观点，目的只是在“新成就”之外，给十五大多 展示一些其他角度，以免太过单调。 　　　　　　　　　　◆　旧体制欠的债应该由谁负？　◆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胡　平· 　　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出的最重大的问题莫过於社会公正问题。奇怪的是，在大 多数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章中，连社会公正这个概念都很少有人提及，好象那 根本不算什么问题，要么就是认为这个问题与经济学没什么关系。这不仅是言论 禁忌的缘故，因为在言论自由的海外，经济学家们也很少触及这个问题。 　　据悉，李鹏在今年六月初国务院关於妥善安排企业下岗职工的会议上承认， 全国已有一千三百多万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待业，每天都有下岗职工集体请愿，包 围地方党政机关的事件。 　　对於国营企业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有些人——尤其是一些为当局推行经济 改革出谋划策的人——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国营企业亏损严重，不改不行， 改革方法之一就是裁员或宣布破产，由此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实属难免，这本是 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若因此便向厂方、向政府施加压力，那就有无理取闹 之嫌了。他们奇怪：为什么同是被解雇，合资企业、私人企业的失业者通常都很 少找厂方纠缠，唯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者却要和领导争闹不休？有人干 脆说，这些“国家职工”实在是让“大锅饭”和“铁饭碗”给惯坏了，简直成了 “工人贵族”。 　　不过这种批评很难令人信服。所谓“斯米克现象”就是一个反例。上海一家 生产“斯米克”牌羊毛衫的国营企业，效益极低，有台商前往洽谈合资事宜，员 工中风传台商可能裁员，於是大家干活都格外努力，效率倍增；後合资未成，台 商离去，该厂的生产效率顿时降回原样。 　　为什么同样的一批工人，当企业是或变成是合资企业或私有企业时，他们可 以比较坦然地接受被解雇的命运，哪怕失业後领取的救济金更少；但是当企业仍 属国营性质时，如果要解雇他们，甚至仅仅是降低工资削减福利，工人们却不肯 善罢甘休，要向厂方或政府抗议？ 　　其实，工人们做的全对。道理很简单，如果企业是合资是私有，你是雇主， 我是雇员，雇主当然有权解雇雇员；然而，如果企业是国有，你厂长和我工人同 样都是企业的主人——或者同样都不是主人，那么，我工人凭什么就该被你解雇？ 你厂长凭什么就有权力解雇我？有的工人说得好：“厂子又不是你家开的！”问 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国有企业等於是全体职工干部合伙做的一个生意，整个社会 主义国家等於是全体国民合伙做的一个生意，在其中，厂长和工人，政府首脑和 普通百姓，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分工的区别，只要工人或百姓没犯错，厂长或总 理就无权扣他们的工钱，让他们失业。这层道理如此显明，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论 证吗？ 　　我们完全赞成，中国的经济必须改革。另外,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虽然改革的 目的在於增进全社会的利益，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难免有部分人的利益会受到暂 时的损失。换言之，我们不得不为改革付代价。这不是改革的错。认为改革会带 来社会代价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代价不是来自改革，而是来自旧体制长期积累 的欠债。这笔欠债是非偿付不可的，问题是，谁来付债？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 应该由谁来付债？ 　　在中国，旧体制分明是共产党一手搞起来的，因此，改革旧体制所需的代价 就首先应该由共产党来付。这是世间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可是，中共自己非但不 付任何代价，把所有恶果全部转嫁到对此恶果毫无责任的民众身上，而且还趁改 革之机大发横财；民众不服气，反要招致当局的镇压。这就好比银行不倒闭，老 板更不自杀，但他却宣布不再偿付客户，而且背地里还把客户的存款私分，同时 还把前来质问的客户扣上“暴乱”的罪名押入大牢。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事 情吗？ 　　不错，为了有力的推行经济改革，我们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匈牙利经济学 家科尔奈也认为改革需要强势政府，但是，科尔奈坚决反对压迫性的极权政府。 应该补充的一点是，即便需要借助於一个专制的政府搞改革，那也必须要有一个 新政权而不能依靠旧政权。旧政权必须让位，旧政权必须为它过去造成的恶劣後 果负责任付代价。唯有新政权才有足够的道德资本去改革去实行新政策。正象“斯 米克现象”所揭示的那样，厂子若变成合资变成私有，工人们被解雇没什么话好 说，但若还是国营，当官的从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却要让千千万万的工人失业 下岗，凭什么？ 　　科尔奈声称，改革国有企业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国有企业交到“真正有血有肉 的私人”手中。话是不错，可是，这些“真正有血有肉的私人”究竟在哪里呢？ 不知深浅的人也许会纳闷：普天下难道不都是“有血有肉的私人”吗？怎么会发 愁找不到呢？其实，问题不是找不到真正的私人，而是找不到有资格的私人。 　　有一段故事。在改革之初，中共采纳了分田到户和承包制的建议，农业生产 顿时突飞猛进，人民公社顷刻土崩瓦解。於是，不少年轻的改革家们便以为，只 要靠着一个“分”字一个“包”字，就可顺利完成把共产制度私有化的伟大改革。 一天，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带着他们来到鞍山钢铁公司，问道：鞍钢该怎么分怎么 包？众人望着这十里钢城都楞住了，无言以对。 　　能象分田到户那样,把鞍钢平分给鞍钢的全体职工——不，平分给全中国的全 体国民吗(国有企业属於全体国民所有，因此每一个国民都该拥有平等的一份)？ 不能。因为这样平分(哪怕是只分给鞍钢的全体职工)的结果，导致了对庞大的、 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於是把大企业白白浪费。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 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基於同理，对大企业实行股份制也很困 难，因为这很容易导致股份的过於零碎分散，到头来没有人会对企业的经营具有 真正的兴趣。除非有什么私人掌握了举足轻重的股份，才可能实现私有化所期望 达到的效益目标。但是在眼下私有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谁又会有如此巨大的本 钱买得起这么多股份呢？即使搞承包制，也一样障碍重重，就算你允许承包者大 量借贷，一定数目的底金总是要的吧。眼下还没有这么阔气的私人。而把企业卖 给外国人又如何？撇开其他问题不谈，考虑到大中型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 柱作用，此举无异於让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其实施难度可想而知。 　　其实，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於“制度创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 实在易如反掌──为什么不干脆把国有企业白白送给某些特定的私人呢？譬如， 把鞍钢的党委会就变成董事会，整个鞍钢从此就变成这几个党委成员的私人财产。 一旦他们变成了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就会象真正的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 自然就上去了。国有企业私有化岂不就一举完成了吗？ 　　这么简单易行的方案，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没有人实 行呢？我敢说，大多数人恐怕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主意，因为它太离谱了！太不合 理了！太说不过去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当局不能实行， 特权者们只好偷偷摸摸、巧立名目、混水摸鱼、遮遮掩掩地利用权力去侵吞国家 财产。 　　将共产制改为私产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产权关系，最困难的一点就是 对产权实行首次分配。原先挂在国家名下、挂在集体名下的那些财产究竟应该交 给哪些私人呢？我们应该根据什么准则去进行分配呢？有人认为纯从经济学的角 度看，用哪一种准则都不重要，只要产权明确了就好。可是在实践中，采用何种 准则却至关重要。我要强调的是，产权的首次分配必须公正。科尔奈之所以主张 在“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私人”出现和接手国有企业之前，宁可使那些国有企业处 於某种瘫痪状态，也绝不允许官员们化公为私，他宁愿让私有化过程拉长到十年 二十年，也绝不会同意把国有企业白白送给某些官员，哪怕这样做能立竿见影地 提高效益，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出於公正原则。 　　在效益和公正的对比中，公正应该是放在首位的。我们明明知道把国有企业 白白送给某些私人能有立竿见影之效，大多数人还是直觉地就拒绝这种做法，因 为这样做太不公正。可见，公正的考虑常常优於效益的考虑。 　　目前，由中共推动的中国经济改革存在着巨大的内在矛盾──因为过去所欠 的债大都是中共自己留下的，现在，它如何能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反把苦果 硬要人民吞下去呢？以血腥手段灭私产兴共产的中共，有什么资格又来领导变共 产为私产的改革呢？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重要的问题不仅仅在於改什么，怎么 改，它还在於谁来改，谁有道德资本领导改革。所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必须 实现。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只要他还有一点公正意识，他都不能只 关心经改不关心政改，他都必须积极推动民主化。这就是结论。 【】　　　　　　　　　　　　　　【】　　　　　　　　　　　　　　【】 　　　　　　　　　◆　中国工人被他们的“先锋队”抛弃　◆ 　　　　　　　　　　　──市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矛盾 　　　　　　　　　　　　　　　　　　　　　　　［美］詹姆斯·佩特斯· 　　　　　　　　　◆　“实事求是”不能只看局部和短期效应 　　“实事求是”被中共（他们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说成是目前中国 政策制定者的认识论基础。实际上，这项政策只考虑了一部分具有短期效应的有 限事实。实事求是地说，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在很多方面面临挑战，第 三世界国家现实生活中的市场运行有以下特点：（１）短期增长不时被长期停滞 所打断；（２）对外依赖导致外国资本在景气时期流入和危机时期流出；（３） 为了把市场竞争能力扩大到最大限度而实施的经理控制，导致对立的阶级关系。 　　目前中国取得的积极的经济成果，是由于政府在短期内利用下述各种力量的 结果：（１）以前未使用的或未充分使用的人力、物力资源；（２）以前未触及 的消费需求；（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对中国表现出的“善 意”；（４）外国信贷；（５）公众从以前的压制性统治中获得的解脱所释放的 积极性；（６）在前任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和长期投资。 　　中国面临的长期不利因素有：（１）农民重新分化成人数众多的小商品生产 者阶层，他们几乎不对新生产力的形成进行投资；（２）引进外资带来的需求， 不适合民族经济的发展目标；（３）面对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没有相应的能力 去满足它；（４）日益增长的外债支付，及可能获得的国外长期低息贷款的有限 性；（５）权威主义的政府在转移批评、压制不满等方面的控制能力日益减弱。 　　　　　　　　　　　　　◆　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中国现领导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 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他们关于社会进步方面的标准是生产。他们 把单个的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分析问题的单位，他们的基本倾向是直接加深与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并把中国国内的阶级政治从属于它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竞争 能力的要求。 　　这种观点与以前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前的中心思想是要推翻世界经济的等 级结构或向它挑战，强调社会改革的动力基于阶级斗争的发展，分析单位是第三 世界和帝国主义的对立，行动的倾向是加深同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和阶级的联系， 对外经济政策从属于内部社会改造的要求。 　　在目前中国的思想领域中，市场取代了阶级关系；被当作发展的动力，技术、 生产率和贸易成了改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关键因素，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被看作是改变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派生物。 　　　　◆　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遭到民族主义和工人两个方面的反对 　　中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变并整合进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遭到来自两个方面 的反对：民族的和社会的。首先，国有企业组成的整体结构，反对外国对中国当 地市场的渗透。这一抵制得到中国党的官员、经理和知识技术专家的支持。第二， 由工人阶级的结构、价值观和传统组成的庞大系统，严重限制了“市场合理性” 的引入。 　　这两个集团并不反对与市场的所有联系，只要这些联系不影响他们特殊的利 害关系。超出这个范围，市场导向的政策将不再被他们理解和实行。 　　中国决策层中的主要争论，看来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的：进入世界市场的 范围、深度和条件。它解释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主要 斗争（西方新闻界错误地称之为“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摆在市场推 动者面前的敏感问题是：对于采取了市场开放政策的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国 家所出现的危机作何解释？其实，中国经济具有同样的脆弱性。外贸逆差和外债 的压力──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附性，是争论的焦点，与外资的各种联系， 弥漫中国的个人消费主义，以及一个小而有影响的新买办阶层在沿海地区的出现， 及其与农村富裕农民、转运中间商的联盟，构成了支持自由主义的势力，正在包 围和削弱城市工人社会权力的基础。 　　　　　　　　　　　◆　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中国革命胜利后，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体制，有能 力严厉地限制经理特权。业已提出的“自由主义”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和 政治措施，用以夷平自革命以来建立的工人阶级的结构和规范，其中的关键是恢 复经理特权：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建立由失业工人组成的“蓄水池”。尽管 经理已在法律上被赋予这些权力，但由于怕“引起麻烦”，几乎没有人去实施它。 至今没有人提出实质性的建议，把实现工厂管理的民主化作为改变官僚主义和生 产效率低下的出路。随着大批农民进城推行的临时工合同制和把经济刺激直接面 向单个工人的做法，分裂了工人阶级的团结。自由市场规范把重点放在个人发财 致富，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上，这种做法正严重侵蚀公有经济和工人阶级的道德 约束。它同时又为倒卖紧缺物资、向企业、农民和城市消费者榨取暴利大开放便 之门，奠定了物价飞涨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基础。 　　中国从一个官僚－工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国家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 转变，充满了各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及在组织结构和制度上与社会 主义传统的冲突。只有那些访华的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和空想家们才会在冒着 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风险和情况下完全无视４０多年来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下在中 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密集组织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实践，粗暴地对待民族 主义者和工人群众这些基本公民的意见。 　　　　　　　　　　　　　　◆　经济特权 　　党组织和工会被要求不干预经理特权，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意识形态和 组织工作上。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不向工人提供保护和利益，政治和意识形态工 作能否有效？由经理对劳动实行有效控制，由党和国家对政治实行有效控制，这 一分工看来既没有给工人任何旧体制下所有的保护，又能依据新体制向工人提出 更苛刻的要求。不仅如此，如果党和工会的活动日益与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相脱 离，它们存在的必要性及最终合法性也都可能成为问题。 　　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正在产生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并导致广泛的腐败和经济 犯罪。在国营企业中，经理权力随着企业自主性的提高而增强，也为他们将公有 财富占为已有提供了有利环境。市场自由化使得环境污染也自由化了。当新的特 权阶层出现时，他们已在某些全国性的研究中心找到了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些 人把少数人财富和特权的急剧膨胀合法化为“自然过程”，把社会主义的平等说 成是孔孟之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抵毁为 “陈旧的思想”。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正捧着世界上两个最坏的东西：一方面，不谈工人群众在 决定自己的劳动条件、工资和社会福利的权利，在“砸烂大锅饭”的名义下不断 削弱城市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不允许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来保 护这些权利，另一方面，又大力恢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理权力。他们还完全放任 外资在其企业中任意支配中国劳工。这些新自由主义者正在塑造一个与亚洲的权 威主义的资本主义相似，而不是与现代化的西方社会相近的制度。这是自由主义 的市场经济政策及其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结果之间尖锐矛盾的内在产物。中国市 场社会主义所呈献的这一消费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交替使用，是与工人自我管理的 社会主义关于人民民主和平等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的。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趋势，建立在巩固经理特权、加深与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的整合、扩大社会不平等基础上，因而企业增产并没有伴随着国家财政收入 状况的好转。 　　　　　　　　　　　　◆　农民问题上的两个极端 　　毛泽东对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作了重大修改：落后国家的小生 产者（农民）被看作革命的动力。毛泽东用革命政党、革命军队和阶级斗争的力 量，代替了作为形成社会主义觉悟必要条件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化和生产集体化的 经济过程。他认为，通过由政党和军队反复地灌输阶级觉悟，并由阶级斗争进一 步强化这种觉悟，就能把小生产者改造为集体主义者，使他们愿意并且超越小商 品经济的现实，把自己的经济财产融合为大型集体企业。 　　集体行动在某些农村发展项目中是成功的。如植树、灌溉、基础设施、资源 保护等。这些大规模的长期项目要求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但是，主要的农业活 动，如耕种、收获、除草和销售商品，却不在党的政治现实的范围和能力之内。 　　不幸的是，现在集体农业的积极方面也被涂抹成消极的东西。新自由主义政 策所导致的不加调节的农村小商品经济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推动生产的增长。无 视对农业的大规模长期投资，意味着活跃的短期增长将伴随着潜在的长期停滞。 小商品生产及其一整套价值观与社会结构，包含着将会出现的在社会、经济和政 治等方面的长期消极后果。当前发展的逻辑在于：市场取代党和国家成为各种关 系的调节者，家庭取代阶级、宗教取代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将不得不全盘接受 这一切，而无法使之分解开来。其深远影响，亦将对今后中国的政治舞台发生支 配作用。 【】　　　　　　　　　　　　　　【】　　　　　　　　　　　　　　【】 　　　　　　　　　　◆　“江核心”号召咱们──下岗　◆ 　　　　　　　　　　　　　　　　　　　　　　　　　　　　　·赵之壁· 　　最新的顺口溜是： 　　毛主席号召咱们──下乡， 　　邓改革号召咱们──下海， 　　江核心号召咱们──下岗。 　　今春发生在北京的两起爆炸案，公安锁定系新疆“分离分子”所为，岂料后来 查明，仅公共汽车爆炸案是穆斯林狂热分子制造的，而另一宗超级购物中心爆炸案 ，却是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所策划的。 　　匿名的案犯放言：我们只要让中南海听个响，不想惊扰老百姓，如果失业工人 依然生计无着，以“我们的专业技术”，可以让整座购物中心塌下来！（该枚土制 炸弹仅在商场开门之前引爆，事件中无人受伤）之后不久，北京中山公园再次发生 爆炸案，拒中南海仅一箭之遥，自身引暴者为湖南男子，公安已查获他的遗书，当 局却不予公布，据传，此人亦系国企的失业工人。 　　按大陆经济学家的分析报告，社会失业率在１９９６年已超过１５％，全国有 三千多万失业人口（包括“在职失业”，即指领取微薄救济金的“下岗职工”）， 再加上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便构成了现今中国大陆最严峻的社会危机。 　　　　　　　　　　　　◆　工潮、恐吓、串联 　　今春以来，中国大陆失业者的积怨已达沸点，工潮席卷全国。４月２３日，国 务院发出了《关于要认真求实地解决职工下岗、待业、失业的问题》的文件。该件 披露：自今年一月至四月十五日为止，全国有２５省（区）、直辖市的二百三十多 座城市发生职工、居民、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事件，共计参与者有 二百三十五万人次。此外，从一月到三月，到北京上访的有二十七万七千三百多人 次；到省（区）、直辖市上访的有二百八十一万三千多人次。据该文件的附件透露 ：一至三月，全国四十多座城市发生了暴力事件，造成９０多人伤亡，另外今年头 三个月里，各党政机关共接到以暴力恐吓威胁的信件、物件八百七十余件，恐吓电 话、传真一千五百多次……。 　　文件虽然要求各地领导安抚民众，但首要任务仍是警惕所谓“有的城市还出现 了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成立职工自救委员会、职工争取权益行动委员会、 职工大联盟等组织。”文件承认失业问题带来的影响，“要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 ，更担心“其他各阶层的卷入、参与，或受到外界煽动，演变为政治性骚乱和政治 性动乱”，“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随时会引发规模性的政治性事件。” 　　然而，如履春冰的中共当局尽管强烈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却苦于无策可解救 国营企业的晚期癌症，除了挖东墙补西墙，别无作为。这座逼近临界值的火山，终 究是要爆发的。 　　　　　　　　　　　　　◆　工业利用率的旱象 　　根据“八五”计划之后进行的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显示，作为调查对象主要 的９４种工业产品，大约只有３５·１％，呈现较为良性的供求关系，其生产能力 的利用率达到８０％以上，其中主要是能源产品，以及部分化工产品和个别冶金、 轻工产品。当然还包括历来是大陆国家税收支柱的烟酒业。 　　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也就是能力闲置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产品，占去 ２７·７％，主要是部分轻工、机械、化工以及主要的冶金产品。 　　生产能力利用率严重不足、即能力闲置一半左右的，占去１８·１％，主要为 家用电器及部分机械、化工产品，如电话、电冰箱、照相机、摩托车、食糖、食用 油、中成药、甲醇等制造业的开工率仅及其生产能力的一半。 　　至于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半数，实际处于半停产及停产状态的已占１９·１％ 。如油漆、机床、彩电、录像机、洗衣机、微波炉、复印机、空调机、胶卷、微型 电子计算机、汽车、内燃机、农药等等，特别是一向为大陆工业的强项、并吸纳劳 动力最多的纺织业，恰好是开工率最低的。 　　究其因，首先是工业递增速度过快，而国内市场需求疲软。在“八五”期间， 每年工业总产值递增３０·９％，其中仅１９９１年的“治理整顿”导致经济偏冷 ，仅增长１６·８％，而１９９２年邓南巡后掀起了“步子可以快一些”的狂潮， 当年就增长２６·７％，次年为３２·５％，１９９４年臻达极致，为５６·７％ 。同年即出现了逼近３０％的通货膨胀率。在１９９４年这一年里，轻工业生产成 品库存资金高达２２４７亿元，商业部门的库存积压更达到６１０１亿元，以至去 年仍在压价销售１９９３—１９９４的工商积压产品。在１９９５年，当局压低经 济增长速度，实行限产、停产，许多受市场调节的非国营企业也被迫半停产和转轨。 　　其次，大陆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外延扩张，也是导致工业萧条的一大原因。“八 五”期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值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５万亿元，猛增至１９９５年 的４·５万亿元。即使扣除不可比因素，实际增幅也达到了五年间膨胀两倍。譬如 全国的冶金企业多达７３６３家，原来直属冶金部的企业不过是２７１家，这次工 业普查令重工业的经济行家们吓了一大跳，各地方自行决定上马的钢铁企业居然有 ７０９２家，其中盲目重复建设的占去大半，去年全国钢材产量为８９８０万吨， 假如平摊到七千多家企业里，每家年产仅１·２万吨，教人啼笑皆非！另有化学原 料厂五年间翻了一番多，药品制剂厂和中成药厂在“八五”期间都猛增将近一倍， 现今它们都是大陆亏损企业名单中的常客。 　　此外，就是国外进口过量。例如发电机，大陆的制造技术并不亚于进口设备， 而且国货也有部分出口外销。在“八五”期间，机械部规划生产３０００万千瓦的 发电机，而在这五年里，进口的发电设备多达４８９７万千瓦，造成国内生产能力 严重放空，无怪乎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年生产能力为３００万千瓦），在１９９６ 年里连一份国内订货合同都未接到。还有最高决策层从国际政治需要，直接干预的 诸多事例，如国产的薄钢板连铸连轧机，大陆各部门合作研制了八年之久，成套设 备的技术工艺指标已通过鉴定验收，但冶金部却奉“最高指示”，于１９９６年进 口德国的三套轧机，折合人民币４５亿元，比国内制造多费２５亿元，更别提研制 八年所投入的心血与资金了。皆因北京当局要将商机赠予德国，以离间欧盟与美国 的对大陆政治立场的共同步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　破产奇观与高失业率 　　按国际统计数据显示的概率，企业破产的常量为１％。而中国大陆自１９８６ 年１２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至今，破产率不到０·１％。事实偏 偏是，从１９９５年国营企业亏损面为３３％，到１９９６年整个国企领域亏盈相 抵后，出现了建国以来首次的全面积净亏损。 　　再查国企的就业职工，失业与变相失业的为５２％。换言之，每两个国营企业 职工就有一个在亏损企业里啃菜帮子、熬苦日子。仅为“稳定”计，当局便竭力延 缓这些“植物人”死期的到来，以没完没了的贷款与补贴给它们吊着最后一口气。 整个９０年代，大陆从国库拨款给亏损国企的款项，平均每年超过５００个亿，单 是去年就高达８００亿。然而这些输血供氧的举措，无非是将纳税人的钱和老百姓 的存款投入这个毫无回报的无底洞而已。 　　随便举出两个国营企业：成都电视机厂、云南电视机厂开工率分别为０·８％ 和４·７％，多年来已基本停产，国家补贴却有增无减，“死马当活马医”，类似 情形举国皆是。所以，国企中流传的顺口溜为：“亏了利润亏税收，亏了税收亏财 政，亏了财政亏资产，亏了资产亏土地”，意即大不了最后变卖固定资产，连脚下 的土地都卖了去。 　　去年全国的破产企业攀升至５０００多家，比１９９５年的２２００家多出一 倍。从这里可以窥见大陆国情极其怪诞的一面：破产法的宗旨之一是保护债权人的 权益，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理应敦促亏损企业关门大吉，以清偿债务，这是国际 惯例。但大陆的破产案仅有２％是银行主动申请的，因为破产企业的清偿率极低。 如武汉所有３３家破产企业，工商银行得到的总赔偿金仅为贷款本息的８·７％； 上海更低，如有名的大型企业上海１０１厂和上海染料化工七厂，结案后清偿率为 零，银行血本无归；四川绵阳针织厂的贷款合同明白写着是用厂房作抵押的，但该 厂破产后，银行的受偿权却被地方法院剥夺了。 　　国企亏损及破产，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该厂的工人。早在１９８６年，大陆首宗 企业破产就引致外国传媒所称的“八级地震”，沈阳防爆器材厂的工人拿着剧毒的 “敌敌畏”冲进厂长办公室，扬言“不是你喝就是我喝！”……此后这类悲情剧愈 演愈烈，又有震惊全国的重庆针织厂工人占领厂房、拦截交通的大事件。连一向对 民众管制得最严密的上海，失业工人也不断在工厂里闹事，到市政府“上访”，并 一再宣称要上街游行。上海为大陆国营企业最密集之地，企业亏损与破产比比皆是 ，如国棉二十九厂，是大陆首屈一指的纺纱、织布、印染的大型综合企业，企业破 产后，政府已小心翼翼地予以安置善后，但仍有２１８５名职工被打发走路，自生 自灭。由于这大厂历史悠久，已退休的职工比在职工人多出将近两倍，却因企业关 门而影响到退休福利，导致有病不敢看，大病不敢住院，退休工人甚至要通宵排队 去报销医药费，或者预约到下个月报销。大陆关于工人的养老、失业、医疗三大保 险本来就严重滞后，漏屋偏逢连夜雨，那堪失业潮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两大冲击？ 【】　　　　　　　　　　　　　　【】　　　　　　　　　　　　　　【】 　　　　　　　　　　　◆　天壤之别──贫富两极　◆ 　　　　　　　　　　　　　　　　　　　　　　　　　　　　　·张　楠· 　　　　　　　　　　　　　　◆　讽刺的对比 　　北京一个豪华俱乐部「中国会」开张，门庭若市，贵人云集。灯红酒绿之间， 人们看到了英国王子安德鲁的离婚太太、雍容华贵的约克公爵夫人，看到了好莱 坞影星凯文.科斯纳和麦克.凯恩，还看到了乘坐「罗斯劳莱斯」高级轿车前来助兴 的英国驻华大使。当然，赶来捧场的少不了那些近年来爆富的中国大款、大腕们。 这个俱乐部的会费是每人两万美元，据说还没开张就已经有一百多名中国人报名 入会了。 　　然而，同是在北京，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和他的孙子真真却生活在另外一个 世界里。真真的母亲去世了，父亲被山东一家负债累累的国营企业解雇了，于是 他和爷爷只好流落北京，乞讨为生。真真和爷爷白天在长安街上行乞，晚上就睡 在街边。当然，这祖孙二人并不是北京唯一的乞丐。据报道，在长安街的其他路 口也有乞丐驻足，而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悲惨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而另一方面，贫富差距 日益加大，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　邓小平的「致富光荣」政策 　　在中国首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 社会资产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八，而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仅占有社会资 产的百分之五点七。最富有家庭的平均资产是最贫穷家庭的七点八五倍。从全国 来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字，中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其收入比最贫穷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高出六点五倍。 　　中国出现贫富分化开始于狠批资产阶级思想、大革资本主义尾巴的「文大革 命」结束之后。当时，为了打破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邓小平提出了 「致富光荣」的口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 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阐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必要性。邓小平当时说：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 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 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 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 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 政策。」 　　　　　　　　　　◆　改革开放打破束缚创造机会 　　在改革开放中首先受益的是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调 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苏南、珠江三角洲、 温州、胶东半岛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后来又扩展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 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全面展开，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 适当发展，并且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一些国有企业还 实行了股份制。 　　这些重大的改革措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为几十年来手脚受到严重 束缚的中国人民提供各种机会，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目前，中国 最贫穷地区仍然在农村。官方宣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现在有六千五百万人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他们每人的年收入只有530元人民币，或甚至低于这个数字。而在 这六千五百万人当中，大约一半人的收入少于3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处于温 饱尚未解决的绝对贫困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几乎全都是农村人口。 　　　　　　　　　　　　◆　贫穷是农民的「四化」 　　中国作家徐刚在一本专著中录下了他所说的「真正的贫困者」的几则剪影， 提醒国人关注。徐刚说，浙江北部山区一农户，因为母女两人争穿一条短裤，竟 使女儿走上绝路；革命摇篮井冈山，至今仍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无上衣可穿；海 南岛五指山，有的山区农民一年中半年的主食是木瓜；四川凉山地区一个少数民 族农家，人畜混居，小阁楼上堆放的干草便是一家人的「被褥」，墙角的土豆便 是粮食。作家写到，「两根木头一个窝，三块石头架口锅」，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照明蜡烛化，吃水扁担化，道路崎岖化，被褥永久化」就是他们的「四化」。 　　　　　　　　　　　　　◆　两极化在上海特别明显 　　在城里，生活水平虽然普遍比农村好，但是两极分化同样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目前旅居美国的潘国平「文革」期间是上海群众组织「工总司」的总司令，他后 来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里经商。他认为，上海的两极分化现象就十分严重。潘 国平说，「我96年来美国之前，上海已经有60万人下岗。下岗后，每个月只能 领200多块钱，刚够吃饭，这些人基本生活在贫困线上或者以下。」那么，有钱 人又是如何生活的呢？潘国平指出，「他们在上海的好地段买楼，买花园洋房， 还买进口车，比如，奔驰、林肯、凯迪拉克、宝马等。晚上逛夜总会、迪斯科舞 厅，去高档餐厅吃吃饭，洗桑纳浴。」 　　北京大学英语系一个班的同学，毕业后从同一起跑线进入社会，但是若干年 后当他们再次相聚的时候，大家相互间的经济差距已经有如天壤之别了。收入最 低的是一名国家公务员，月收入仅六百余元，而收入最高的是一位私人公司老板， 资产已超过千万元，拥有豪华公寓和私人轿车。有报道说，在中国，像这样的百 万富翁数以万计，甚至还出现了亿万富翁。 　　　　　　　　　　　　　◆　中国的「富豪群」 　　中国的「财富」杂志不久前推出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名居榜首的是籍贯上 海的荣智健，资产为35亿元；第二名是四川的牟其中，资产为20亿元；第三名 是北京的李晓华，资产为18亿元。最年轻的卢俊雄，年仅28岁而资产却已超过 两亿元了。首富荣智健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儿子。美国 「财富」杂志估计，荣智健的公司在1996年盈利八亿五千万美元。「财富」杂志 说，荣智健有一批上好的赛马，还在英国拥有一块面积为827英亩的地产。 　　据分析，目前中国的高收入群体主要有这样一些人：股票证券经营中的获高 利者，部分收入很高的个体工商户，部分私营企业主，出场费很高的歌星、舞星、 影星，部分「三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承包科技开发的科研人员，部分从事 第二职业的人员等。比如，在证券市场中获高利者，一般年均收入为十多万元， 多的可达几百万元。「香港中通社」说，上海百万富翁杨怀定的财富都是来自炒 股，人称「股票大王杨百万」。在电影明星当中，「亿万富姐」刘晓庆被则是人 们耳熟能详的一位典型。 　　　　　　　　　　　　　　◆　共产革命的结果？ 　　面对这些腰缠万贯的富豪，羡慕者有之，忌妒者有之，忿忿不平者有之，嗤 之以鼻者也有之，还有人则采取了直接的抗议、请愿行动。据「华盛顿邮报」报 道，去年夏天，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座车从钓鱼台国宾馆开出来，一群来北京 告状的穷苦农民突然扑倒在车前挡住去路，以致司机不得不紧急刹车。报道说， 江泽民的一只手在刹车时轻微受伤。有学者指出，共产党干革命本来是为了消灭 社会不公，结果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我们不知道，江泽民主席对农民挡道一事作何感想。但是我们看到，江泽民 去年九月曾在一次会议上大声呼吁加快解决贫困问题，并且提出扶贫工作不仅是 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中国的扶贫工作似乎已经取得了 很大成绩。官方数字显示，在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比1978年减少了两 亿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努力提高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现在即使是那些在「大 款」面前感到心理极不平衡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的总体生 活水平，较之改革开放前已经改善了许多。 　　　　　　　　　　　◆　十二亿人要吃饭，问题不简单 　　分析家指出，这是除了贫富两极分化之外，中国的又一个现实。原福建社会 科学院院长李洪林说，在致富的道路上，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但那个跑得 慢的毕竟还是跑了。李洪林说，「换句话说，现在那个穷的，也比过去的穷人好 得多了。中国过去每年冬春之交都有一亿人要饭，短期出来找吃的，因为在当时 的体制下，不允许你搞点自己的经营，不让单干，只好要饭。所以，人民公社维 持不住垮台了，改成包产到户。当然，个别要饭的现在还有，但作为一个群体没 有了，这是个事实。大部分人生活比以前好了，能吃饱了，这在一个十二亿人口 的国家确实是不简单的事情。首先应该看到这点。」 　　香港「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绝大多数中国人这些年来生活水平都有 显著提高，就连百分之二十最低收入组的人均实际收入，在1991年到1995年间， 也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四。 　　　　　　　　　　　　◆　贫富两极化速度惊人 　　即使从两极分化的程度来看，中国也没有算不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前 面我们提到，中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要比最贫穷的百分之二十的 家庭高六点五倍。如果以此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的话，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 高于亚洲的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低于菲律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 亚和泰国，也低于美国，更低于南美洲一些国家。 　　在美国，两者之间的差距是九倍；在墨西哥是十四倍；在智利是十八倍；在 巴西则高达三十二倍。分析家认为，中国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原因是，它的贫富差 距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形成拉开的。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