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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中共“十五大”马上就要召开了,大陆传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的宣传。我们也将分三期(内容分别有关政治、经 济与社会)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关材料,作为对中宣部十五大宣传攻势的补充。所 刊文章并不全面,也不代表编者观点,目的只是在“新成就”之外,给十五大多 展示一些其他角度,以免太过单调。            ◆ 阴影下的繁荣 ◆           ——当前中国大陆经济分析                             ·陈波冬·   对当前中国大陆经济状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叫好”,尤其 是海外,尤其是外国人,“叫好”的声音甚至远甚於中国人本身,所用的赞美之 词,几成定论,诸如“快速增长”、“持续繁荣”、“一枝独秀”、“独领风骚” 等等;另一种则是“摇头”,尤其是国内,尤其是国内部分行家,从“失业”、 “腐化”、“贫富分化”、“国有企业持续亏损”等等症结出发,他们认为大陆 经济“危机重重”,濒临爆发的边缘。   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大陆经济确实算得上繁荣,但却是笼罩在阴影 下的繁荣。繁荣,从纵向而言,是相对於一九七八年以前的繁荣;从横向而言, 是相对於一些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多年停滞、徘徊;相对於亚洲周边国家,尤其 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後劲减弱;相对於东欧、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一度 下滑的现象。在这个繁荣的外表下,也沉积着种种深刻的危机和在现行体制下不 治的绝症。             ◆ 繁荣的景象   至少从表面上、整体上来看,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确实热闹非凡。在全国 各地的各大、中、小城市,城镇,最显眼的,莫过於每天、到处都能见到的新开 工和正在开工的建设项目:地铁在动工,桥梁在搭接,铁路在延伸,公路在上等 级,各类大厦广场在攀高显贵,其次是满街的商店,商铺,商品极尽丰富,哪怕 是一个很一般的小县城,比如,太多的服装,甚至就不挂不叠了,成捆成捆地堆 放於铺板上,一排就是沿街数百米,任人挑拣,交通异常繁忙,火车超载,飞机 满载,汽车零担运输络绎不绝,“塞车”,成了都市中不离嘴的话题;对钱的概 念大变了,打工汉打工妹往家寄钱的份量,年年上扬,以前讲几十、几百,现在 讲几千、上万;逢年过节,小孩子手上的压岁钱不再是十元、五元,起码都是五 十元、一百元;请客不再局限於家中,宾馆、酒楼成了人们常去常聚的场所;旅 游的人数成倍地增加,以至於各旅游点人满为患;高温消费,超前消费蔚然成风, 购房、成了新的消费焦点;室内装修随之急趋奢华,着名牌装,抽名牌烟,饮名 牌酒,戴名牌手表,坐名牌车……“名牌”效应深入人心;计划生育、独生子, 使嗜子如命的国人找到了最佳发挥的契机,围绕着:“小太阳”,“小皇帝”, 国人施尽浑身解数,展开了空前的消费大角逐。   更不用说在宏观上,外商投资活动有增无减,持续活跃,对中国大陆市场情 有独钟,至九六年上半年的统计,十八年间,中国大陆共吸收外资达1550亿 美元,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仅九六年上半年,吸收外资就有196亿美元, 比九五年同期增长20%,而预计九七年全年更将吸收外资达五百亿美元,进出 口贸易逐年攀升,外汇储备连年结余,仅九四、九五两年,外汇储备就分别猛增 了三百亿美元和二百二十亿美元,均占当年基础货币的投放量的70%—75%, 至今外汇储备总额已突破千亿美元,而近几年连年高达四万亿人民币的国民储蓄, 甚至可以买得下整个国家,人民币持续坚挺,汇率稳中有升。所有这些,无疑都 是注入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力兴奋剂。               ◆ 增长的要素 A、大社会,小政府   “文革”鼎盛时期,江青曾经说过一句话:“要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 这句话的直接意义是:即使是在极“左”路线横行的六十年代,在温州,“资本 主义的苗”也是砍不尽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也是割不绝的,当时被作为反面 教材的温州,如今是大陆首屈一指的富裕兴隆之邦,其实,何止温州一地,中华 民族的经济创造力从古至今都是一流的,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反映在经济上的创 造力,绝不亚於犹太人,只要还他们以机会和权利,他们就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 辉煌的经济奇迹,纵向的,可以取证於历史,“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 乾之治”、“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清明上河图”等;横向的,可以 放眼於世界,在印度尼西亚,华人控制的社会财富高达70%,同样的参数在马 来西亚则为90%,更不用说新加波,更不用论台湾、香港、澳门,还有遍布於 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等等。   同样的道理,自一九七八年以後,长期被束缚压制的中国人,终於取得了一 些被还回的机会和权利,於是,这个伟大民族血液中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活跃起来, 在中国大陆这片广阔的故土上,开始崭新的播种耕耘,苍天不负,也终於如愿以 偿地取得了丰硕收获,赢得了一片辉煌的天空。   在十八年的经济增长中,可以说,人民自身的创造占据了决定性的首位,取 一组一九九二年的数据,以当年经济增长率论,珠江三角洲地区是32%,佛山 市为25%,广州市是15%,北京市则为11%,什么意思?意思是,政府愈 是少管或放手不管的地区,经济发展愈见迅速,反之,政府愈是管或多管的地区, 经济发展则愈见掣肘,上海市和一些沿边地区的情况也是铁证,政府放手前和放 手後完全两样,以企业性质相比较,迄今,三资企业的经营成功率已高达95%, 个体私营企业经营成功率在80%以上,而国有企业的亏损率却在60%以上, 在这三类企业中就业的人员收入也成相应的高低鲜明对照,许多新生事物,往往 是民间下面已经自发形成以後,政府上面才匆忙地形成“政策”。   结论:大社会,小政府,即,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是社会,是民众,而不 是政府。 B、一个关键的“秘密”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取得相当成功,有个关键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 香港。   众所周知,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在中国投资最多的, 并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而是香港。香港的投资占据了所有中国大 陆外资来源总数的60%以上,正是以港资为主力的外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半壁 河山。香港这个仅有六百二十万人口的弹丸之地,不仅雄据中国投资者的榜首, 还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社会机制,承担了中国大陆全部外贸交易额的7 5%的转口运营。   有一组递推关系,深圳之所以存在,因为香港,珠海之所以存在,因为澳门, 深圳远大於珠海,因为香港远大於澳门,广东之所以能够“先行一步”不仅在於 取得了优惠政策的天时,更重要的,是占据了毗邻香港的地利,而许多港商、港 人对广东对全国建设项目的无偿捐献,更是不可多得,不可胜数,越来越多的中 资开始登陆香港,在那个高度优化的社会机制中,赢取超值利润,香港之於这方 面,也功不可没,更深一层次地看,香港业已形成的先进的价值观念和卓越的经 营管理水平,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实在不可估量。   结论:香港,是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当代中国经济的起飞,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搭上了由香港这个高能火车头所牵引的“东方便车”,其实,不 仅香港,台湾、澳门这些当年红旗没有插到的地方,而今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 都起到了异乎寻常的巨大推动作用。 C、沸腾的地下经济   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人治与法治的对立,加之地区差别的陡峭阶梯, 在中国大陆,地下经济有其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这些并未进入官方统计的地下 经济,十分活跃,且数额惊人。   最为突出的是围绕“侵犯知识产权”的地下经济活动。此类地下经济活动, 大多以港、台为起点,在大陆各地蓬勃生长,大量的走私、翻版、盗版、仿冒、 偷运、销售等活动每时每刻都在猖獗、泛滥,产品主要为VCR、CD、LD, 电脑软件,各类机电产品,以及书籍等等,翻、盗、仿、冒的对象主要是美国、 港、台的专利产品,围绕地下经济而建立的各类商场、市场、地下加工厂等,比 比皆是,购销两旺,其产品几乎充斥了中国老百姓的家家户户。   此外,各类企业中的两本帐、三本帐,不注册而自行营业的“企业”,官商 勾结在黑幕後进行的大量权钱交易,以及广西、海南等地的枪支买卖,云南,两 广等地的毒品交易,新疆、贵州等地的地下淘金活动,全国各地的文物走私活动 等等,都十分猖獗,盛行。   结论:沸腾的地下经济最终也反射出中国经济表面上的繁荣。              ◆ 阴影下的繁荣   然而,面对表面上、整体上的繁荣,国内业内人士,知识分子都纷纷说不, 透过GNP指数连年以10%左右的强势增长的表象,为中国经济仔细把脉,可 以确诊,至少自九三年下半年、即第三次宏观调控以来,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处於 “不景气”的状况,产品积压与企业普遍缺少资金相并行,市场冷淡与失业剧增 的烦躁相交织。   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业,金融银行业、股票(至九六年中有所回升),期货、 开发区建设等等,其次为建筑业、建材工业以及相关的工业设备行业等,其中的 国营企业不用说更是雪上加霜,日子十分难过。   房地产业的表现最为突出,市场滑坡,资金不继,全国商品房综合积压高达 40%;许多项目半途而废,由此累及银行,使银行的许多贷款成了追不回来的 “呆帐”、“死账”,企业债台高筑,信誉败坏,仲裁委、法院忙不暇接,企业 与银行之间,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官司成了拉锯战。   基础建设方面亦是如此,由於效益差或资金不足,许多投资活动,或者半途 而废,或者事倍功半,或者前功尽弃。举珠海国际机场为例,建设之初,期望过 高,不惜大肆举债,大兴土木,第一期工程完工後,以为通过运输业务的展开可 以很快回笼资金,岂料客流量极少,货流量几乎为零,每天不过三、五架次飞机 起降,惨淡经营,负债累累,成为街谈巷议的话柄。类似者不胜枚举。   作为经济活动睛雨表的“的士”业、宾馆餐饮业则有直接表现。以广州市为 例,这几年该市的“的士”空载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50%,宾馆住房空置率达 55%,餐饮业务相应锐减,经营者叫苦不迭。   尽管九六年以来,政府先後数次以降低银行利率,减免房地产等部分行业税 费,降低贷款条件,扩大政府投资等多项姿态和手段,对整个经济的刺激、启动 均无奏效。除股市在九六年中有所回升外,整个市场似乎充耳不闻,无动於衷, 继续在不景气的强大惯性中兀自运行,笼罩着令业内人士颇为窒息的阴影。   困挠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几个关键问题是:   A、虚脱的投资,经济政策的不成熟,不稳定性导致资金收放,流向的不规 则性,投资成了一个大问题,或者是投资迷失,或者是投而不继或者是投而无效, 如前所述。   B、成本—效益的倒挂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三条曲线的走向值得注意,它们是:产值增长曲线, 利润增长曲线,成本增长曲线,不错,产值在增长,利润也在迟钝地爬坡,但更 加重要的是:成本在以更高的倍数加速增长。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为经济 增长讨出了过高的成本代价,这些成本包括:资源成本、资金成本、人力成本, 以及经营管理成本等等,有一组数据为证:这是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十年间 亚洲若干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经济效益参数:(以国民收入增长额比较於同期固定 资产投资额得出)     日本         50%—55%     亚洲“四小龙”    35%—40%     东盟国家       30%—35%     印度         25%以上     中国         15%左右   即:在上述五个亚太地区,中国的综合经济效益指标是最低的,甚至低於印 度。   C、简单经济   笔者斗胆将中国大陆经济定义为“简单经济”,理由是:这类经济,理论上 不见“凯恩斯”,实践上没有“艾柯卡”,经济发展,基本上是由民众在取得了 一些权利和机会以後,自发形成,理论跟不上实践,实践跟不上发展,故谓之简 单。另一方面,政府操作经济的手法也十分粗糙,简单,随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周期性的冷热循环,他们只需要时而紧缩银根,抑制投资,时而松动银根,放纵 资本,即所谓“宏观调整控指施”;除此之外,可谓黔驴技穷,江郎才尽,而即 使是如此简单的操作,如此便宜的差事,政府还会经常地、不继地、偷偷地犯下 一些错误,误导经济。   比如一九九零年,部分有见识的专家曾提出,尽管八八、八九年两年物价涨 幅较大,但为了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九零年仍应适当增加投资,重点在调 整产业结构,减少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而增加基础建设的投资,但政府神经过 敏,不予采纳,反而以急刹车的动作,实行紧缩。当年GNP增长仅为3.9%, 创造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最低点,而物价涨幅仍有3.1%,抵消之後GNP增第长 几近於零,同时却造成连续两年多市场疲软,开工不足,失业剧增,资源严重浪 费等一系列恶果。   紧接着,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实际上是号召新的经济大跃 进,要求在十五至二十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或其它发达国家,这一事件,一 方面是标志着中共党内开明派与顽固派斗争的升级,是好事,另一方面,也是又 一次由中共党内斗争波及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人为事件,就客观上而言,却并 非好事。果然,邓小平讲话後,各地投资闸门大开,经济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 是物价大幅上涨,通货膨胀急剧恶化,仅仅几个月,到了九二年六月,中国经济 就已进入热和过热状态。当年投资增长42.6%,GNP增长13.6%物价指 数上涨12%,通货膨胀重新回升至26%,使九零、九一两年所谓“治理、整 顿”的丁点效应迅速化为乌有,到了九三年下半年,便不得不重新实施新一轮的 紧缩。   D、泡沫经济   九零年代初期日本曾一度陷入泡沫经济状态,而在中国大陆,泡沫经济的的 镜头亦可谓不乏其例,起因於非理性,一窝蜂的短期行为,令经济表突冷突热, 大起大落。虚假的投资引发虚假的繁荣,而後如泡沫般破灭。   最精彩的画面莫过於海南岛,这个号称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新省份,在九二、 九三年达到经济开发的白热化,大量内陆资金滚滚登岛,房地产热,开发区热, 股票期货热等,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席卷这个本来已经是亚热带的岛屿,高潮迭呈, 到九三年秋,紧缩开始,市场转淡,该岛经济迅速萎缩,早就抱定“捞一把就走” 的商家纷纷撤走资金,想观望而来不及撤的尽都认栽服赔。仅房地产一项,到如 今,海口市就有90%以上商家撤走一空;而与此同时,海南省的各类商品房积 压高达60%,价格滑坡达40%。社会经济秩序可谓“乱矣!”   於是流行一句话,“海南岛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於是公安 部长调到岛上当省长,此人就是阮崇武,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支持海南 经济的有两大支柱,一是旅游业,二是色情业。   全国许多地区,也都或先或後,不同程度地困挠於泡沫经济。   E、“拆东墙补西墙”   地区差别,不均衡发展,直接来源於政府长期以来拆东墙补西墙的政策,一 方面,部分沿海地区,尤其经济特区,得优惠政策的好处,取得迅速发展,另一 方面,全国仍然有63%的贫困地区需要国家救济、补贴,仍有65%的国营企 业需补贴、“输血”,仍有占人口80%的农民处於过度负担的状态。   GNP持续强劲增长的同时,国家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也都在更强劲地增长, 财政赤字自七九年到如今,连年扩大,到九四年,已突破五百亿人民币,到九五 年则突破六百亿人民币,国债规模,从八十年代初期每年几十亿人民币发展到九 四年的一千亿人民币,九五年为一千五百亿人民币,九六年则为一千九百五十亿 人民币。   毫无疑问,巨大的,连年放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成为子孙後代的沉重 负担。              ◆ 根本的问题   以上虽已罗列了中国大陆经济的种种问题,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 经过十八年的“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紧迫的议题。   现行政治体制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日益 加剧,政治保守与经济发展的错误日益明显,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条与贫富 分化,地区差别的现实反差,日益突出,社会开放中多元价值观念与极权专制主 义的冲突日益激化。   由此阻塞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   连年亏损的国营企业,将走不出漫长的死胡同,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对国营 企业,改也是祸,不改也是祸,改,则制造出可怕的失业大军,不改则积累庞大 的负效益。   腐败,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将成为不治的绝症,用带灰尘的鸡毛掸子去打灰 尘灰尘只会越打越多,因为连公、检、法在内的整套司法系统本身就已腐化透体。   苛捐杂税负担过重,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剪刀差重新扩大,青壮年劳动力 不断地流失,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几乎已开不出医治农民问题的任何良方。   此外,贫富分化,因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深化,其分化程度已经在世界上 首屈一指,地区差别因政策倾斜的历史而成马太效应的加剧,成为当今中国独具 特色的隐患。社会治安不断恶化,官方对高居不下的犯罪率虽一再隐瞒不报,但 其犯罪率已远高於中共媒体大加揭露、抨击的西方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非民 主、非科学的简单经济决策,导致经济发展中不断地人为波动。所有这些,都是 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不可克服,无法突破的死症。   结论:当今中国大陆经济,在厚重的阴影下繁荣,从某种角度而言,虽然也 可称之为“不错”,但如果实现政治体制的良性改革,肯定更好。 【】              【】              【】         ◆ 国企股份化必须否定“党的领导” ◆                               ·暂无名·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经济背景及由此规定的改革目标导向已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就改革的目标导向而言,从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 为辅”,到十三大进一步把杜会主义经济概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继而把 计划与市场均视为覆盖全社会的经济调节方式,再到十四大明确指出改革的目标 体制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论”作为基本的 改革目标导向。伴随这一改革目标的演进与清晰,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历史任 务和约束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到目前,以往那些行政性的改革(如放权让利或 行政性发包—承包),以及建立以行政关系为纽带的体制目标均已不能适应。   就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而言,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经济运行环境伴随改革的深 入、也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除石油、铁路、航空、电力、煤炭等少数行业还保留部分指令性计划 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已被推向市场,市场价格信号虽有扭曲,但已成为调节包括 国有企业在内的整个经济运行的主要信号;   其次,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乡镇集体等非国有的公有经济成长以及 各类合资企业的发展,使国有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对国有企业形成日益 增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其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干预与保护逐渐降低,从简政放权、放权让 利到全面承包,再到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企业自主、自主 性日益加强,行政干预相对减弱,就税赋而言,经过利改税到包税制,再到分税 制,不仅国有企业的体制性优惠已不再存在,而且其体制性负担己构成影响国有 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其四,伴随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关税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逐步降低,外国商 品和资本流入量不断增大,不仅加剧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国有企业的竞争,而且把 国有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竟争。总之,市场化的加深,使国有企业必须根据市场要 求在体制上进行深刻改造。   目前,国企改革面临着一些根本制度性矛盾──即在企业国有制性质不变, 在整个社会国有制企业所占主体规模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 难以满足、或根本就不可能满足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国有制的内在逻辑与市场 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集中 在两方面:      ◆ 市场经济要求的政企分离与国有制的政企合一相冲突   市场经济要求的政企分离与国有制的政企合一之间的冲突。市场经济作为配 置资源的基本方式,要求在社会上占主体的企业在制度上必须是政企严格分离的, 至少在产权制度上保证企业产权具有纯粹的经济性质,而不能具有任何超经济性 质。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交易的本质是当事人所有权的彼此转移,这 就要求所有权必须是可以交易并且能够首先接受市场等价交换规则约束的权利, 但恰恰只有单纯的经济性质的权利才可以也应当采取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其运 动。   一切超经济性质的权利,诸如政治的、行政的、司法的、立法的、军事的、 宗教的等等权利,各有其特别的运动规则,不可能也不应当贯彻市场经济的等价 交易规则。超经济性质权利的运动若通过市场买卖来实现,那么必然意味着对市 场公平竞争的根本否定,因为超经济权利本身并不是法权,而是具有特殊性质的 权利,这种具有特权性质的权利一经进入市场交易,市场秩序也就彻底崩溃,同 时,超经济权利直接投入交易意味着腐败。   而国有制就其产权性质而言,恰恰不成其为单纯的经济权利,因为国家作为 阶级统治力量,不可能仅仅是经济性质的力量,一定是集社会政治、经济、法律、 行政、军事、外交等于一体的超然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国家为主体直 接占有生产资料,其中的权利关系不可能是单纯经济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国有 制作为一种国家现象,即有国家才可能出现国有制,无论在哪种形态的阶级社会, 国有制一经产生,便具有政企不分,甚至政企合一的制度特征,即使是当代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等国,在法律上也明确规定,国有制企业的领导须是政 府任命的官员。政企在一定程度上合一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实现其权利的方式,要 求国有制企业实施严格的政企分离,就产权关系而言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 不应当的,因为要求国家不管不监督国有制企业,实际上是对所有者(国家)的 侵权。   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现在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迫使社会 绝大多数企业必须在产权上是单纯经济性质的,因而要求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企 业必须普遍政企分离;但国有制的性质又在根本上规定国有企业不能也不应当政 企分离。这不是国有企业管理方式上与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冲突,而是国有制本 身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因而,国有企业的政企分离问题,不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多 管少管,直接管间接管的问题,而是对一定的企业,还要不要采取国有制的问题, 若要求企业适应市场并进入市场竞争,要求其政企分离,实际上就要对其实行非 国有制的改造。   中国在政治体制上是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中国的政企合一,是以政治体制 上的党政合一,进而党、政、企三位一体力政治体制条件的,即通常所说的“党 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分工负责制”。在西方国有制企业作为国家资产,但不 属于哪一政党,因而企业里不存在党组织,更不存在党的领导。其政企分离问题 只有在产权上处理国与民的产权变更关系。在中国则不然,政企分离事实上还涉 及到党在企业中的地位问题,要实现政企分离,在政治体制上就不能不触及企业 内部的党委,实际上政企分离要求党政、党企分离。这一点在国有制企业改造为 股份公司过程中己尖锐地显现出来。 可见,中国的国有企业政企分离命题的处理,在经济制度上,实际上触及的 是如何对待国有制?在政治制度上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对待企业中的党委?正因为 面对的是如此具有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政企分离自1979年提出至今,一直举步维 艰。      ◆ 市场经济要求的权责对称与国有企业的权责失衡相冲突   市场经济有效性的重要制度基础在于企业产权界区必须清晰,产权界区不清, 或者导致市场交易中摩擦增大,或者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所有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易。 企业产权界定问题实际上首先明确的是对他人、对社会、对交易各方的责任问题, 是在责任与权利相互对称条件下的制度界定。   就企业制度而言,只要资产与权利分解,推卸责任的冲动便会产生,只要信 息不对称,监督不力,这种冲动就可能变为现实。因此,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 股份制时特别指出,股份公司制最大的制度漏洞在于,它使一部分人获得了拿别 人或社会的财产去冒险而又不负责任的可能。   如果说,在西方以股份公司为典型的委托——代理制也还严重存在权利与责 任失衡的可能,那么,在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下,这 种漏洞就更为严重。以国有企业的承包制为例(承包制是截至目前我国国有企业, 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采取的最普遍的形式),承包制是政府与企业承包人之间 的一种行政契约关系,因而是以行政契约方式维系的资产委托──代理关系。问 题在于:一方面,承包者作为代理人,本身毫无资产责任能力,承包制的宗旨是 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两权分离,因此承包者所支配的企业资产在所有权上并不属 于承包人,而是属于国家,那么从效率原则出发,拿不属于自身所有的资产在市 场上冒险,前提在于事先必须在在法律上明确代理者应负多少资产责任。而我国 承包制的根本性漏洞恰在于承包者大都不必承担资产责任,这在本质上使承包者 获得了支配社会资产权利而又可以不负责任。这是不可能造就企业家的,只能造 就“败家子”。   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委托者,担负期资产委托人的主任,因为政府作为所有 者对于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严重不足,所有者权益占企业资产总额比例偏低。 据统计,我国目前全部国有清产核资金业所有者权益总额只占企业资产总额 24.9%。实际上,所有者在这里发包的,更多的是债务,而不是资产,发包者 要求代理者承担企业债务责任,这本身就意味着委托者正在失去所有者的责任能 力。结果便有委托者作为所有者不对企业债务负责,承包者作为代理者不对企业 资产负责,形成双向的关于企业资产的权利与责任的失衡。   以股份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企业所有者的所有者权益 与应承担的债务问的对应关系进一步明确;但在截至1995年底的近4000家由国 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的企业股权构成中,国家股和法人股两项合计共占63%, 实际上还是国家绝对控股的国有制企业,因而在采取股份公司这种委托——代理 的方式时,董事会作为代理者,同样还存在一个能否对所有者切实承担资产责任 的问题,也依然存在能否真正政企分离的问题。 【】              【】              【】            ◆ 中国可能重蹈南美覆辙 ◆                             ·岩 华·           ◆ 中国不能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   最近,中外学术界、知识界对中国的乐观论调此起彼伏,他们的根据是统计 局公布的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 文,社科院国情研究小组学者胡鞍钢等人,甚至乐观地估计:按中国现在的发展 速度,在下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总规模GNP(国民生产总值),将在现在的 基础上扩大十九倍,到下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超过美国”。但这种论点是建 筑在“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上的假设。但如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层次的比较 研究:即使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现实地对比中国在至关重要的教育、科研 和社会制度导致的竞争力等软件上、质量上,与先进国家的参数,却发现它们之 间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以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为 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先进国家之间的“落差” 消失以後,这些增长因素随即丧失,而“科学技术”这个最终、最根本的动力, 才显示出後继无力,此时,这些隐患就变成了致命的。因此,如果不预先迅速排 除这个“瓶颈制约”,就注定了中国经济在发展到一定时候,将不可能保持现在 的发展速度。           ◆ GNP不能显示经济的真实水平   在另一方面,GNP(国民生产总值)和GDP(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是 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一个重要标准,但它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第一,它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水平,GNP所能精确统计的只是经 过“市场交换”的货币规模,对那些没有经过市场交换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办法 精确统计。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在农村,而这里基本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 业社会,绝大多数农产值没有经过统计,国家统计局连年增长的庞大数字,大都 是“各级领导干部”层层“估计”上来的。   第二,GNP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结构。即使两个GNP相同的 国家,其中一个的经济活动大多集中在大型工业项目的投资;毫无效率的国营企 业重复建设;导弹、核武器等军工产品的生产等等。而另一个的经济活动主要是 居民住房、文化设施、教育娱乐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建设。虽然人民生活 的内容千差万别,但在GNP上并不能反映出来。   第三,GNP不能反映出来社会产品和劳务的进步。由於它只是统计产品和 劳务的市场价值,而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反而会降低产品价格,所以它反映的数 字并不准确。例如,一个国家生产的汽车和电脑由於技术提高,成本下降,价格 比从前、也比别的国家降低了,而GNP的数字反而变小。            ◆ 中国国有企业无法与西方竞争   九七年二月十二日《北京经济参考报》引述社科院的数字:目前中国的劳动 生产率是英国的三十分之一,是美国的三十六分之一,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德 国的四十五分之一。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素中,百分之七十二依赖於资金和人 力的投入,只有百分之二十八依靠技术进步,目前的投资热只是一种假象。而美 国现代企业发展主要依赖科技进步,这成了美国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现在华尔 街成长最快的企业的基本动力就是高科技,西方的高科技产品利润回报率是中国 的一百多倍。凭这样的生产效率,中国企业如何与西方竞争?在九六年的中国外 贸出口中,百分之五十的出口是“加工工业”,也就是说中国只能赚些外资企业 的“加工费”,其他国营外贸企业大多数亏损。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根据九六年九月九日新华社主 办的《经济参考报》头版批露的数字表明,中国国企百分之七十以上已资不抵债, 百分之九十八的国企只能依靠国家银行贷款维持,并且大量呆账、死账又拖垮了 银行系统,耽搁了金融体制改革。九五年,全中国工业增加值每人只有一元人民 币。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人均个人消费、人均教育经费等,这些社会发展的基本 指标,在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不增反降,列入一百位以下。          ◆ 软件参数:中国竞争力排名倒数第二   在九六年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联合提供的《世界竞争力 报告》,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人均个人消费、人均教育经费、科技人员在人口 中的比例,基本教育普及率,文盲比率等这些软件方面,在世界四十六国竞争力 排名中,名列倒数第二。这就是中国一直忽视国民教育、推行愚民政策和人口素 质劣质化的显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软件障碍”。中国农村仍然如 封闭、愚昧,罪恶的种姓制横行的印度农村一样,是一潭死水。中国城市居民素 质也不高,人才还不能自由流动,发挥能力。中国国民教育经费大约占GDP百 分之三左右,是世界上最低的少数国家之一,与非洲最贫困的国家为伍。   每年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能进入大学,相应的专业技校却只能收留百分之三的 学生,其他绝大多数人十二年的书全都白读了。诚如九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罗伯特的著名论点: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已从原来的“投资……消费”再扩 大的模式,转变为“科技进步”,只有人才素质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创 造,竞争力才能提高,经济才会有持续发展动力,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原 动力”和“加速度”。          ◆ 中国农村仍处“原始农业”社会   农村的八亿农民,基本上仍然生活在千百年来一成未变的“原始农业”社会。 唯一发生变化的是,晚清後期废除“科举考试”以後,造成的灾难性的“文化断 层”。千百年来农民“金榜题名”传统梦幻破灭,现实的真正的“读书无用”, 消灭了中国社会原有的,赖以推动社会发展、广布於城乡、传承中国文化的“乡 绅、士阶层”,遗留下来的窒息的无望和一代不如一代的愚昧,恰如一片文化沙 漠。即使按照中国公布的数字,现在没有普及小学教育的县有百分之四十六,每 年在义务教育阶段缀学的适龄儿童有七百万之多,其中百分之七十为女童。现在 的教育制度,把每一个从农村考入大学的毕业生,都“分配”到城市,农村稍有 文化的青年人也大量流入几座大城市,出现七八十年代南美洲那样的,大量农民 拥入少数大城市的“恶性城市化运动”,农村成为一潭死水。           ◆ 三亿职工技术素质低落   中国大陆现在拥有世界最多的产业工人,总数已将近三亿,其中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一亿四千万人,乡镇企业一亿四千万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二千七百 万人,这些中国的基本人力资源,素质仍然很差,目前中国对这些工人培训、进 修的专业技术学校只有四千四百多所,每年毕业生只有四十五万人,而每年有一 千七百万人投入就业市场,其他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上岗前的培训,这点技工真 可谓杯水车薪。这与德国现行的职业制度中,每一个工人上岗前必须经至少三年 的专业技术培训,相去甚远。这正是中国工业产品合格率不足百分之七十的根本 原因,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和合格出厂的“次品”,这都是中 国职工素质低落的直接恶果。九六年社科院发布的数字表明:在中国职工中,百 分之七十为初中以下学历,其中文盲和半文盲比例达百分之十五,受过中等专业 训练者不足百分之四。平均十五万职工中才有一名高级技师。            ◆ 国民教育经费仍连年下滑   美国的的大学普及率已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义务教育普及百分之九十七,人 均教育经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中国的三倍。然而,直到九七年元月十四号, 中国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仍在大声疾呼:“制止财政 性国民教育经费连年下滑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研经费在GDP(国 民生产总值)中不增反降,近年来在国民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零点五左右,连更 穷的印度还有百分之零点九,东南亚国家为百分之二左右,美日德均在百分之三 左右。   如果中国再不进行雷厉风行的教育改革、政治改革,别说下世纪中国将成为 世界重心,实际上连维持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局面都有困难,在很多方面,由於世 界科学技术更新的循环周期(circlechange),由原来的二十年, 缩短为十年,五年,一年,甚至现在的几个月、日新月异,而中国的科技更新依 然缓慢如初,十几年一成不变,科技与推广脱钩等等,与世界发展水平可能越来 越远。           ◆ 中国可能会重蹈南美之覆辙   中国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南美诸国以前的情景十分相似,南美洲诸国 在七十、八十年代呈两位数字增长的“经济奇迹”时,世界瞩目,当时经济学家 们对他们的评价远比当时的亚洲乐观得多,被誉为继西方之後,在二十世纪末即 将出现的另一个“世界重心”。但南美经济与中国现在的经济类型一样,是在人 力和资金大量投入下形成的“粗放型发展”。在八十年代这些与西方的“自然落 差”饱和以後,由於南美洲在政治腐败、教育落後、人才短缺、贫富分化等至关 重要的“软件”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必然制约,他们原有的竞争优势在没有科技 进步这个经济发展最终的动力做支持,以及人才短缺导致推动社会发展的创造力 的丧失等,致使南美经济在八十年代後期开始逐渐萎缩,九十年代不断发生“经 济灾难”,现在南美洲经济依然陷於崩溃的边缘。上一世纪中国历经战争、动乱 的百年磨难,沦落为“第三世界国家”,那么今天中国如果不解决根本性的“国 民素质”问题,彻底进行政治、教育改革,仍然可能会重蹈南美之覆辙,再次远 离世界中心。 【】              【】              【】            ◆ 一位读者的来信 ◆                              ·暂无名· 《隧道》编辑,您好:   这几天稍闲,翻了翻前几期的文章。当读到第十期(SD9707B)的“谁来制 止‘真实的谎言’”(以下简称“谁”文)时,感慨良多。   放假期间,曾经在一个表姐夫家里坐了坐。表姐夫在某省计委工作,管理各 个单位尤其是乡镇企业的报表并负责起草年终报告。那时刚刚又要下乡去检查。 席间觥筹交错中我问他这次下乡又要忙啦,又要吃苦啦。他说,没错,忙着吃喝, 可苦啦。平均一天三顿酒,早、中、晚,顿顿不拉。真受不了。我又问,今年看 起来我省经济如何?据说去年比前年在全国经济排名中上了一位,今年是不是会 更好?他说,上了一位不假,但是水分实在太多。   记得很久以前读过一篇文章,大约是评论某年的经济年鉴的。其中谈到统计 问题时举了一个例子以说明统计数据中有重复计算的部分。比如说某地某市国营 自行车厂一年的产值是多少,某乡某镇的自行车配件厂的产值又是多少,加在一 起此地此市的产值总共上升了多少,比前一年增加了多少百分点。但实际上那些 自行车配件厂是那个国营厂的联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产值实际上被重复计算 了。   本人是学纯理科的,对社会科学不甚了了(后来才知道这种重复计算是“正 常的”),于是就举了这个例子询问表姐夫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水分”。他的回 答吓了我一跳。根本不是,这种重复计算的情况不算水分,水分的原因是那些乡 镇干部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们在汇报数据时,有的竟然当着调查 者的面说“你让我报多少?”所以,他们处里干部下去调查时,主要任务是所谓 的“挤水分”。“挤水分”又要分两道工序。第一道是下乡镇时当面“挤”── 对乡镇干部们“循循善诱”,让他们尽量少报些;第二道是回来后再“挤”── 做省市、国家报表时将数据再次往少里报。第一道工序要挤掉原有数据的百分之 三十到五十不等,因为这要看是那个地区的干部报的。有的干部良心尚可,有的 则要大刀阔斧地“拧干”。然而尽管如此,第二道工序一般还要去掉百分之三十 的“水分”。有时候拿不准,做报表时只好凭印象“姑妄言之”。   这不禁让我这个门外汉惊诧了好久。一个政府机关的堂堂报表,上面的统计 数据居然可以是“姑妄言之”,那么谁还会相信「人民日报」的堂皇宏声呢?   “谁”文这篇文章的作者占有的材料和数据肯定比我们从文章中了解的多得 多。那么从这冰山的一角看到的中国大陆审计工作实在是不说也罢。这些工作本 非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所能关心和了解的范围,这倒也罢,重要的是那些决策者们 的决策与我们可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掀起了一个 经济增长速度数字攀比的高潮。中央预计93年平均速度达到6-7%左右,广东, 上海这些较发达地区均提出超过平均数的发展目标。让我惊奇的是地处僻壤的青 海省的省委也发出豪言壮语要超过 9%。也许,该省审计局最终也让省委领导们 如愿以偿了吧,只是在年终报表中免不了大谈种种的实际困难和“但”书,否则, 恐怕救济粮和救济款拿不到耶!   如果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浮夸风”,情况还不到无可救药的份上,怕只怕 我们的“江核心”看到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依仗这些统计数据和克林顿大讲“中 国可以说不”,再来一次“赶英超美”,苦的恐怕就是我们这些百姓了。如果没 有这些统计数据,“江核心”们或许“天纵圣明”,作出一些令人意外的正确决 策;然而,凭着这些天知道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数据,他是非做错事不可的。而那 些“创造”历史性数据的干部们又何止犯的是区区一个《统计法》呢?那是该上 绞架的渎职罪!   “谁”文的作者够坦率也不够坦率。坦率的地方是对那些小头小脑敢于大胆 揭露,不过级别最大的也只是一个信阳市的局长。至于陈希同“同志”的问题至 今还在“处理”中,恐怕要一直处理到陈市长归天以后。到那时,只有上帝知道 他的问题是多大问题了,而平头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是再也追不回啦。   “谁”文的作者为了配合统计工作大检查而配的药方是:“最根本的出路是, 大力倡导求实务真的工作作风,培植人民的利益高于‘政绩’的干部道德,彻底 改革干部任用制度和干部政策,使领导干部的位子、利益与统计数据脱钩。唯如 此,弄虚作假的‘真实的谎言’才会销声匿迹,‘报喜不报忧’的‘数字腐败’ 才会被彻底铲除。”这大概是为了配合“讲政治”的“客观”要求吧。我相信作 者本人在开下这剂药方时心中也会在打鼓。事实上,从作风、道德的层面上解决 问题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不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自由化”和“清 除精神污染”,用道德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永远没有有人性的贪婪那么大的力量。 唯一的出路是把“讲政治”变成“用政治”──用林语堂先生在六十多年前的话 来说,就是:“中国现在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 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荣誉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 勇气。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方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