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二　十　二　期　　　　　　　　　　　【】 　【】　　　　　　　　　　　　　　　　　　　　　　　　　　　　　　【】 　【】【】【】【】【】【】【】【】【】【】【】【】【】【】【】【】【】 　　　　　　1997.9.11 　　　　　　　　　　　　　（sd9709b） 　÷÷÷÷÷÷÷÷÷÷÷÷　本　期　目　录　÷÷÷÷÷÷÷÷÷÷÷÷ 　⒈　上海派再度崛起　　　　　　　　　　　　　　　　　　　　　陈奎德 　⒉　十五大将最无新意　　　　　　　　　　　　　　　　　　　　阮　铭 　⒊　强人时代结束了　　　　　　　　　　　　　　　　　　　　　余英时 　⒋　江泽民与解放军　　　　　　　　　　　　　　　　　　　　　林长盛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如 　果你愿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 　ｌｉｎ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 　ｅｌ＠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由于可知原因，凡大陆人士未在大陆公 　开发表过的稿件，作者皆署“暂无名”，待无须顾虑时再公布他们的真名。在 　此谨表对他们的深挚敬意与感谢。我们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有变化，不必奇怪。 　　　　　　　　　　≈　感谢进行非商业复制和传播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编者按】　中共“十五大”马上就要召开了，大陆传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的宣传。我们也将分三期（内容分别有关政治、经 济与社会）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关材料，作为对中宣部十五大宣传攻势的补充。所 刊文章并不全面，也不代表编者观点，目的只是在“新成就”之外，给十五大多 展示一些其他角度，以免太过单调。 　　　　　　　　　　　　◆　上海派再度崛起　◆ 　　　　　　　　　　　　　　　　　　　　　　　　　　　·陈奎德· 　　上海派之逐渐入主北京政坛，已经是当今中国政局的一个明显现象。是耶非 耶，尚待观察。但作为一桩客观事实，它已装订进了历史的画册之中，不以当事 者的拒绝承认而改变了。 　　要全面评估上海派进军京城，入主政坛的得失，由於尘埃未定，现在论断为 时尚早。不过，分析一下他们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及其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有 助於预估其起伏涨落的走势脉络的。 　　　　　　　　　　　　◆　邓后的中国官场 　　无疑，上海派的基本优势在於江本人的法统地位。同时，对他们而言，幸运 的是，“太上皇”邓小平又足够长寿，使他们在其“大树”的荫庇下有较长的时 间从容安排人事，占据要津。另外，当年江在上海对众南下避寒元老毕恭毕敬精 心侍候作了长远“投资”，营造了“元老院”的人际关系，目前正好发挥作用， 获得回报，从而使其能够回收政治“利润”，扩展政治资源。还有一项不可忽视 的优势，是上海人才众多，是中国技术官僚的最大“蓄水池”，有可能提供源源 不断的能干的“侯任京官”。这一优势也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 　　但是，他们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其若干困难是，上海派在京并无渊源，甚至 历来有宿怨，潜在地必然与原中央官僚体系有冲突，陈希同案就是一例；而且它 与其他地方派系也有利益冲突，如四川肖秧等地方官员的不买帐也是证据。无疑， 倘若他们扩张势力的动作过大，则必引起强烈反弹；若动作过慢，则在邓有生之 年不足以经营起稳固的人脉网络和权力根基，那么在邓去世後，就难以抵挡来自 各方的攻击。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需要一种高度的平衡性政治艺术。 　　另外，从目前为建立权力基础而出台的施政招数看，江氏集团尚缺乏基本的 政治想象力。在他的政治视野中，只存在一种两色式的政治光谱，即毛式政治和 邓式政治。这就局限了他的政治选择。为了与邓时代相区别从而建立他自身的权 力基础(这几乎是所有继位政客的必然的行为逻辑，倒无可厚非)，他采取的方式 是向毛主义部分回归，而这一点，却是缺乏远见和创意的。因为中国当今的政治 空间早已不是非邓即毛、非毛即邓的狭窄格局了。 　　他们不可忘记的是，在当代，要确立长远的权力合法性基础，是不能凭借上 代领袖的传位解决的，这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已有无数先例可供殷鉴，华国峰就 是最近的一例。而要创建自己的合法性，第一，最根本的，是要具备获取权力的 合法程序，这点涉及根本制度转换，当然江一时还不可能办到。第二，则需要创 建你自己的政绩，这也是可资依靠的独立政治资源。对此，江绝不是不可能办到 的。只要超越了非邓即毛的狭隘政治视野，江氏集团是可以发现其施展的政治空 间的。但是它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判断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 　　目前，考验这种基本的判断力和视野广度，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点，即，对当 前中国情势的估判：是回光返照的短暂时期还是正在进入漫长的类“勃列日涅夫 时代”或“李光耀时代”？ 　　有人认为，中国当下正在进入某种“勃列日涅夫时代”，即较长期的意识形 态保守滞缓但是经济发展的时代。理由是北京当局已经渡过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以後一段时期已经不太可能有更严重的可能危机了。同时，由於他们从反面吸取 了八零年代邓、胡、赵时代的所谓“教训”，因此，政治向左摆动和收紧可能持 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统治集团中另一部分意识形态淡薄者则认为“新加坡模式”较为可取，并极 力促使中国走向这一方向。 　　但是，愿望和主观判断是一回事，客观的政治潜势和走向又是另一回事。笔 者并不认为目前的收紧控制和向左倒退具有长期性的政治基础。从大的政治趋势 和新老两代领导人的基本背景来看，目前的左倾仅是短期政治逻辑的产物，是微 妙的权力继承时期的反映。它镶嵌在当下的世界局面中，格格不入，是明显的“异 数”，绝对不可能持久。而这种特殊情势下的短期政治行为，这种偏左的意识形 态倾向，其实，也与上海务实官员的作派有潜在矛盾。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看， 它都与总的趋势不协调，只能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性时期，是业已过气的意识形态 的一段回光返照而已。 　　中南海今天的举措使我回想起了毛时代後期：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其时， 中国内政迅速左转，批邓已成气候，批周暗潮汹涌，意识形态全面极化；然而成 对比的是，外交上，却联美反苏，同最右的美国交好，抗击同为共产国家的苏联， 完全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施行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策略。很明显，外交和内政的方 向上产生了严重分裂。而目前，北京的内政与外交也出现了类似格局，外交上拼 命弥合对美关系，内政则加紧收缩，镇压异议和“西化”分子。只是二者背道而 驰的程度不及一九七六年那样极端而已。 　　然而，尽管内政外交二者偶尔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无论什么国家，这种外交 和内政的政策方向分裂的局面都是不能持久的。人们注意到，毛时代後期的内外 分道扬镳局面後来很快就走向了内政外交方向的某种统一，这就是邓掌权後相对 一致的内外路线：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外交的(右的)方向统一并改变了毛的 内政(左倾)方向。 　　那么这次呢？是否务实的外交会被内政的"收紧”的左倾政策所统一？ 　　我想，只有一种情势会导致这种“左倾式”的政策统一：即，中国全面彻底 地从世界撤出，断绝经贸政治和文化往来，重新退回到闭关锁国的局面，完全孤 悬於国际社会。在笔者看来，朝这个方向统一的可能性几乎等於零。 　　那么在逻辑上，剩下的方向就只可能是：更深刻地卷入世界，接受并遵守国 际通行的规范。而且，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内政在这种“与国际社会接轨”的 过程中，将会受到制约和调整。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一段并不短的时期内，中国 的内政逐步演化，与外交协调起来，从而变成一个真正文明的现代国家。很显然， 类似目前这种全面封锁外部新闻，司法听命於党，以言治罪，是不可能长久推行 的。这是瞎子也能看出的趋势。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既然众所公认，在中国社会马列毛意识形态在实际上 早已名声扫地，在民间甚至成了被嘲弄的对象，然而何以会发生目前的左转？证 诸历史，在中共和前苏联这类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只要仍然是共产党掌权， 则每当权力继承的危机阶段，几乎都会出现某种意识形态极化的现象。原因在於， 其时已经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来为政权总体利益作现实的考量了，而各王位争夺者 是根据自己在权力角逐中的利弊来出招的。此时，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和激 烈是竞争场上最稳妥的策略。反正他不会为激进口号的後果负政治责任，而仅仅 是获取权力的策略。(至於上台後是否真要实行激进政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样，就形成一种“比赛激进”的机制。它是这种体制在权力危机时刻的内部逻 辑：向左转。否则，如果某人稍示软弱和温和，立即授人以柄，在王储候选人角 逐场上被逐出局。 　　这种时候，正是考验政治人物的智慧及其远见的关键时期。其微妙点在於， 如果屈从於这种暂时性的政治气氛，摆出明显的(左倾)政治姿态以回应现状，虽 能全身於一时，但未来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而倘若公开对抗，则立即丧失候 选人资格。因此，恐怕只有持某种低姿态，消极沉默，但仍保留在候选者圈子中， 强撑过此刻之後，有可能遭逢“柳暗花明”之机，进入一个更加广阔可供挥洒的 空间。 　　　　　　　　　　　　　◆　“京沪情结” 　　鉴於极权国家转型期的微妙特点，对於上海派的入主北京，笔者倾向於尽量 剔除目前短期的政策举措和江本人的一些不合潮流的偶然性特征，同时也不想固 定化地看待这些政策和特征，而试图把它放进较为长远的历史格局中来考察。 　　质言之，笔者想指出的是，上海派的崛起并非偶然，它有某种中国政治的内 在脉络蕴涵其中。 　　我们只要看中国建政後，两位个性和政策相反的最高领袖毛与邓都曾打出“上 海牌”，就可看出其中的玄机了。 　　人们或许会诧异，毛泽东崛起於农家，进行了一场农民革命，一生以中国农 民的代言人自居，饮食起居也不改农民本色，特别厌恶洋派作风，何以居然在其 最为重视的、倾其後半生心力的“文革”中，一直依赖几个洋场恶少“上海帮”(四 人帮)扫荡天下，把自己的巨大的政治资源押在“上海滩政客”的身上。 　　更为可怪之点在於，在毛後期，邓小平与上海帮势同水火，成为死敌。邓是 通过反对上海帮的艰难历程才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的。可以说，“反上海”是 邓的一个基本象征符号，是他後期崛起於政坛的本钱。然而，在一九八九年後， 正是这同一个邓小平，居然也打起了“上海牌”：立江泽民为核心，调朱熔基进 北京，启动上海股票市场，集中全力开发浦东。使得无论是人事提升或在政策优 惠上上海都成了中国九十年代瞩目的重心。 　　原因无他，首先源於上海在当代中国政治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它是唯一可借 以抗衡北京的制约力量和谈判筹码。须知，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是倾向於惰性保 守反对变革的，概无例外。中国的最高领袖，如果希望贯彻自己的主动性的政治 意志，摆脱庞大的中央官僚系统的牵制和阻挠，都不得不借助上海的力量。这是 政治平衡术的需要。 　　第二，一九四九年之後至八十年代末，多年来，上海年均上交中央的份额约 占上海财政收入的87%，上海本身的市政建设严重欠债。由於中央对上海财政的超 额搜刮，多年以来，上海蓄积了与北京对立的深厚情绪，即所谓“京沪情结”。 足资借用，正好提供了制衡北京的资源。 　　即是说，从毛、邓之运用上海派，可以看出“京沪情结”在政治互动的平衡 逻辑中的重要作用。 　　　　　　　　◆　“北伐”和“南下”的政治隐喻 　　然而，这种借用是会产生政治後果的。它主要源於上海的特殊性及其所代表 的价值取向，使其在现代中国各地域中显得特别是一个“异数”。 　　从长远看，“京沪情结”在政治分野中的作用，它们各自代表的区域文化的 价值取向的差异，它们的消涨沉浮，将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自上海开埠直至一九四九年，作为“十里洋场”，上海是中国乃 至东亚最繁华夺目的“东方明珠”，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 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尤其是其租界，作为中国西化和多元化的窗口，其 法治程度，言论自由度，观念行为，市政管理，交通卫生……甚至使一生反帝的 孙中山先生也极口称赞其租界是“市政典范”。总之，现代中国，凡与国际性现 代性相联系的潮流，大多发端於上海。如，洋务运动的江南制造局等等大型企业 的兴起，报馆的兴办，学校的创立，各学会的组建，商团的创办，《新青年》创 刊於沪(後再移师北京)，其後又有电影奠基、各翼文艺争艳。而其言论自由度， 使得中国各类持不同政见者避难於此，讽刺的是，连反西方最烈的中共也是在其 租界的荫庇下诞生的。 　　虽然，中共建政四十多年来对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用力最深，控制 最严，然而上海的近代遗传本性仍未完全湮灭，一遇合适气候，就顽强地表现了 出来。 　　除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基础的差异外，如果从中国内部各区域文化价值取向的 差异来考察，可以对国共两党的斗争从另一个角度进行重新解读。 　　这一角度即，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起伏涨落的角度。历史学家们的一些研究 结果表明，中国文化的南北二分说，是有其统计根据的。具体而言，是以沪、江、 浙、闽、粤南方地区为代表的工商及绅士文化，和以陕北等贫瘠北方地区和内陆 中国为象征的反智主义的农民文化(即毛说的“痞子”文化)。近代以来，前者倾 向於使中国尽量融入国际社会，面对世界，是费正清所谓的“海洋中国”，以梁 启超、孙中山、胡适为代表。後者倾向与使中国孤悬於世界，封锁国们，其利益 在强化传统的“农耕--官僚体制”，是所谓“大陆中国”，毛泽东即为典型。 　　使中共真正崛起於中国政治舞台的发家基地，是贫瘠落後的华北陕甘宁地区。 中共在此确立了一支以北方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其中层干部大部分也渊源於 此地。在意识形态的表层覆盖下，这支政治力量是由一群充满“打土豪分田地， 老婆孩子热炕头”意识的北方农民组成的。 　　众所周知，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基本来自南方，孙中山崛起於香港广东，蒋介 石发迹於浙江上海江苏，三四十年代的江浙财团，在中国具有支配性的经济力量， 构成了国民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并曾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因此，当一九四九年中共用枪杆子战胜国民党，大批出身北方农村的“南下 干部”踩着隆隆的炮声的节奏去接管南方各地国民政府的政权机构以及各类企事 业和文教单位时，从中国内部区域文化消长的视角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一次北 方文化向南方文化的大规模扩张。 　　如果我们再联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北伐”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及其隐喻，譬如现代的几次著名“北伐”：辛亥新军之北伐，蔡锷护国军“二次 革命”时的北伐，南方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一九二七年北伐，八十年代从经济特区 兴起的经济(改革)北伐，当代港台文化北伐，九二年邓南巡的政治经济北伐…… 於是，“南下”和“北伐”，两种相反方向的文化迁移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就一目 了然了。 　　因此，一九四九年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象征了传统深厚的中国 北方和内陆乡土文化战胜了南方士绅工商文化。於是，国共之争，被赋予了南北 之争的文化涵义。因而，毛泽东的决定把中国的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毋宁被看 做是一桩富於文化象征意味的历史事件。 　　而邓小平惨淡经营的改革，作为对他自己参与其中的“干部南下”的“拨乱 反正”，作为逆向改制的变革，正是一种“北伐”行动，是中国再次融入国际社 会的历史性尝试，是“海洋中国”向“大陆中国”的一次静悄悄的反击。其成败 利钝，将影响中国几代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如果我们考虑到一幕幕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场景：文明程度较低的尚武的北方 蛮夷长驱南下，用武力击败程度较高的南方文明，然後又逐渐被南方中华文明所 同化的众多故事，则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七八年的事件就不难从文化上获得某种理 解了。 　　从现实各地区的力量对比来看，当前的明显趋势是，由於以上海和珠江三角 洲为两个重心的南方经济在全国的比重越来越大，发言权必将随之增大。南方不 可能永远让自身的利益由与己无关的人或自己无法影响的人去支配。人们已经越 来越清楚，北京当局常常宣称的所谓“全国各地区、各省利益完全一致”，完全 是神话。事实上，传布这一神话本身，正是为了加强中央的那一部分人自身利益 的策略而已。因此，南方的这种巨大的经济力量在逻辑上势必要产生它的政治影 响力。有鉴於此，南方的代言人之进入全国政治中枢，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是 迟早的事。这是任何信誓旦旦的赌咒发誓和甜言蜜语的诚恳许诺都改变不了的基 本趋势。 　　　　　　　　　　◆　“三国演义”：北京、上海、香港 　　因此，虽然江泽民个人短期政治举措是逆潮流开倒车的，但我们不妨把它视 为一项偶然的临时性因素。就整体和长远的眼光看，上海派在中国政坛的崛起也 许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开端：南方政治代言人的兴起，技术官僚集 团主控中国政坛的走向，南方务实集团的集聚。从长期看，它可能标志着意识形 态的衰亡及中国将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社会的潮流，从而代表了中国政治重心逐 步南移的趋势。 　　不过，我们不应忽略的是，一九九七年香港的回归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中 加入了一个新的变数。 　　如果上海果真逐渐在事实上成为南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它就会丧失其过去 的边缘性和国际性，而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内部政治格局中，成为重要砝码。其 对外功能将会继续削弱。这种态势，在毛、邓时代，已两次粗略闪现。在这种基 本态势下，香港的回归，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联合经济区，它的巨大经济力量和 向外辐射的能力，势将会形成另一个南方中心。倘如此，则香港加珠江三角洲就 将取代上海在过去历史上所赋有的边缘性和国际性。这一发展可能蕴涵有丰富的 政治含义和经济含义。展望未来，南中国政治重心是会相对稳定在上海，还是继 续南移？是值得仔细观察的。 　　考虑到香港这一异质性更大的城市的回归，如果我们要对不久的未来画一个 轮廓，无疑，北京、上海和香港是最关键的三大城市。它们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格局中扮演非常重要而又不同的角色。在这一出未来的“三国演义”中，每 两方角色之间：北京对上海，上海对香港，北京对香港都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 矛盾和“情结”。除前述“京沪情结”外，有由争当未来亚洲金融贸易中心而起 的“沪港情结”，有因基本生活方式和制度对抗性的“京港情结”，种种心结， 不一而足。而众所周知，决定类似“三国演义”局面的内部互动结果的关键点， 则在三方内部如何纵横捭阖，合纵联盟：是京沪联手对香港，还是沪港联手对北 京，亦或是京港联手对上海？三者各个不同的联盟关系，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 来的脉络和走向。 【】　　　　　　　　　　　　　　【】　　　　　　　　　　　　　　【】 　　　　　　　　　　　　◆　十五大将最无新意　◆ 　　　　　　　　　　　　　　　　　　　　　　　　　　　　·阮　铭· 　　中共十五大，是观察邓后中国大陆政治演变的一个指标，但未必是划分历史 阶段的重要指标，也不能看作江泽民权力稳定的指标。如今流行的一种看法，认 为江泽民渡过了十五大，他的权力就巩固了，从此就能长久主导中国政局，这种 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　挑战者：“讲法制”的非核心派 　　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共权力斗争格局又有新的变化：一是没有了一言定“废”、 “立”的绝对权力者，二是没有人想去争江泽民那块“第三代核心”的通灵宝玉。 一个人掌握绝对权力的时代过去了。大陆政局今天面临的问题，不在是个人间的 权力角斗，而是制度转型的现实需要。主要表现为中共“核心派”的“讲政治” 与“非核派”的“讲法制”之争。 　　“核心派”的主要力量，是中共上层的江泽民、李鹏、丁关根系统以及支持 他们的新、老左派。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第三代核心”的中央霸权统治，或 者叫做“新三个里程碑”。 　　文革时期，林彪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革理论家之一，当年帮林彪、陈伯达设计“三个里程 碑”的王力，从秦城监狱出来之后，又同邓力群一道设计出“新三个里程碑”。 王力说：“把我的看法总括起来，为了人民和祖国的最大利益，第一是毛泽东的 旗子不能倒；第二是邓小平的旗子不能倒；第三是邓小平的继承者，第三带瓴导 核心江泽民的权威要树立和维护”。他又说：“十四届代表大会以后，我认为突 出宣传江泽民，对于保证中国稳定，避免发生社会动荡是十分重要的。我拥护总 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天有二日，天有数日，是不利于稳定和发展的。第一小提琴 手只能有一个。我很高兴，李鹏宣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已经顺利完 成稳定的过渡”。 　　邓力群的老左派，海内外的新左派，江泽民、李鹏和他们的宣传部长丁关根， 在贯彻王力设计的这个基本纲领是完全一致的。所谓“讲政治”，就是讲“天无 二日”，讲大树“江核心”的绝对领导权威。 　　“核心派”的优势，是直接控制“意识形态威慑体系”，从上到下灌输“讲 政治”的一套教条。但由于文革时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盲目崇拜，已无法转移到今天江泽民的身上。因此，“核心派”的“讲政治”， 也无法替江泽民树起“第三代领导核心绝对权威”的里程碑。 　　与“核心派”的“讲政治”相对应，“非核派”的“讲法制”在邓后正悄悄 地扩张着影响力，强调“权力制衡”，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讲法制的支持者， 主要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大、政协系统、地方自主势力，以及体制外的民间自由民 主力量。 　　人大委员长乔石，在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接见美国国会代表团时说： “在宪法上，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的行政、审判、检查等机关，都由人 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大要达到行使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邓小平逝世后的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乔石的讲话也是通篇强调法制。 　　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历法要同改革 开放的进程相适应，用法律来引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他主张“大胆 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立法成果和经验；适合我国情况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 过来，然或在实践中改进和完善”。他还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法律如果 没有舆论的支持几乎毫无力量，作为有效力量的法律，它依赖舆论甚至要比依靠 警察的权力为多”。田纪云提出：“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使之 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 法和法律的特权。”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常已用邓小平早期关于“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讲话， 来争取政协得议政权。他在访问欧洲后，曾提出政协可以起英国上议院的作用。 遭到江泽民的反对。 　　在地方，从维护地方自主权力出发，抵制中央集权的现象普遍存在。一般采 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消极抵制方式。随着市场经济在地方的发展及地方 经济与国际市场的扩大，地方经济自主性的增强必然日益促进地方的政治自主倾 向。因此，基于地方利益和地方自主要求对中共中央“核心派”的公开挑战，在 邓后将更多地出现。 　　　　　　　◆　中共十五大将以“稳定”和“不争论”压倒改革 　　邓小平之死，始中共核心派与非核心派的分歧趋于表面化。邓小平生前用“稳 定压倒一切”、“不争论”来捂住盖子的做法，今后将难以维持。盖子一定会揭。 但在将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仍将以“稳定”和“不争论”暂时压住盖子。 　　这里借用一个历史的前例。毛泽东去世后十一个月，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 举行十一大。那时华国锋的威望如日中天：他逮捕了不得民心的“四人帮”，他 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宣布“在本世纪内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但他同时 企图继续保持那条与民众期望的目标相冲突的毛泽东路线。他在中共十一大政治 报告中坚持“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 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强调“全党面临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反左”。 　　中共十一大准备过程中，对政治报告的上述提法有过争论。但由于华国锋坚 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拒绝接受不同意见，始中共十一大未能实现跨越毛 泽东时代的历史转折。这个历史转折在毛去世后两年零三个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才得以实现。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从邓小平去世到今天才半年。中共内部的分歧与中共外 部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虽然开始浮现，但迄今为止，还看不出在中共十五大 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迹象。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江泽民不具备主动开创邓后中国大陆历史新局面的智慧和勇气。恰恰 相反，江泽民在邓后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目光短浅，气量狭窄，妒贤忌能，任 用小人；比当年的华国锋更保守，更无能，不可能主导中国大陆划时代的改革。 他小气、心虚到了连赵紫阳要去悼念一下彭真都不敢让他去。他任用小人到了让 一个不学无术、只会打桥牌的丁关根去当意识形态警察，管制整个中国大陆文化、 出版、新闻事业，成了大陆人民的笑柄。 　　第二、江泽民不能从正面记取华国锋的教训，抓住历史时机，在中共十五大 提出开创性的改革步骤，如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通过“六四”和赵紫阳的重 新评估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等，推动历史的前进和自身地位的巩固。他逆向思考， 从反面去接受华国锋的教训，就是“一步也不能退”，籍口“稳定压倒一切”， 反对或拖延任何转变。 　　第三、江泽民不采取主动，由中共非核心派来推动转变，不但需要内部积聚 力量，也需要中共外部民间自由民主力量的配合。这就要经历舆论的、组织的准 备过程。象毛后的演变，就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舆论和组织准备，不但有中共内 部改革派的努力，也有中共外部“民主墙”、“民办刊物”等民间自由民主力量 的配合，在中共十一大后又经过一年零四个月，才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开始转变。 　　第四、中共十五大前后，有香港回归，江泽民、柯林顿高峰会晤等“大事”， 江泽民可以借此把有争议的内政问题推到以后再议。 　　第五、按中共传统，全国代表大会一般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重大的人事、 政策变动都是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中共十五大前唯一可能引发争论和变动 的是今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一般相当于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吸收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参加。这次工作会议将讨论中央 十五大政治报告，党章修改和人事安排。不同意见肯定会有。但江泽民以“时间 仓促，不要急急忙忙解决”，把异己压下去的可能性较大。 　　观乎以上五点，可以预期中共十五大无论政策方面或人事方面，都不可能发 生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也不会成为江泽民权力地位从此稳定的标志。 　　　　　　　　　　　　◆　“十五大”之后 　　中共十五大后，中共大陆政治体制将开始进入从“讲政治”到“讲法治”的 演变过程。 　　——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起点。江泽民不可能长久回避对“六四”与赵紫 阳问题的重新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将在中共十五大后的某次中央工作会议或 中央全会上提出审议。而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结论将被推翻。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关于“六四”事件定性和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 乱”的结论的翻案，将引起政策方面和人事方面的相应变化。在宪法和法律基础 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起步。赵紫阳、胡启力、芮杏文、阎明复、鲍彤等受到 错误处理的领导人将或得平反和恢复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受理成立专门机构对“六四”事件进行调查处理。狱 中的政治犯将获得释放。流亡海外的被通缉学生将获准返回祖国。 　　——各级民意代表的直接选举将逐步实现。从而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 作为从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的桥梁。进一步将通过全国人大的修宪，完成向民主 化法治化新体制的和平演变。 　　——假如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与体制外的民间自由民主力量都能保持理性的 配合，不理会新、老左派的挑拨、煽动和恐吓，这种过渡是可以以和平方式实现 的，不会造成社会动乱。 　　至于江泽民，假如他愿意接受改革，他可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力，直到 进行下一轮选举。假如他抵制改革，他就将自外于改革的主流，像当年的华国锋 一样失去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　　　　　　　　　　　　　　【】　　　　　　　　　　　　　　【】 　　　　　　　　　　　◆　强人时代结束了　◆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谈邓后中共政局 　　我的基本看法是∶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两个时代，共产党的王朝有两个时期∶ 毛的前二十八年和邓的後二十年，虽分前後，却是同一代人。毛是开国的高皇帝。 共产党在一百年来否定思潮的指导下继续革命，不断破坏旧世界，毛毕其一生是 做破坏的工作，不怕天下大乱。邓则是想治天下的人。他想建立一个秩序，但是 一个极权专制的秩序。你听话，我给你吃穿住。毛、邓对现代社会都不了解。他 们的分歧只在破坏与保持秩序上。邓小平改善了不少人的生活，但说他是“总设 计师”，恭维过头了，并非他的设计。大陆现在其实没有人设计。他做到的是让 老百姓有求生的活路。中国历代王朝都不干涉老百姓改善生活的努力。所以邓只 是扭转毛的苛政很有贡献。感激涕零是没有必要的。 　　邓的凶狠不在毛之下，他比毛好的是让你吃饱饭，不听话一样要杀你。他在 法国住几年，没有上学，没有接受西方观念。虽然那时也喊民主、自由，那只是 一个空洞的口号。毛也写过新民主主义论，就和李自成流氓造反讲均田均富，但 政权到手是绝不会均的一样。 　　毛死後中国处於全面萧条，没有民间社会，没有经济力量，剩馀力量都集中 在政治上，因此，政治发生大变化，四人帮垮台，华国锋垮台，但本质上未变， 邓小平只是在挽救共产党危机。因此，共产王朝看似变化大，实则在继续巩固其 极权统治。经过二十年开放後，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这是过去没有的。一是市场 经济出现，把中国卷入全球性经济系统中，已跳不出来了。所以，不是邓所说「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就是马列主义。纽约时报说它是「市场列宁主义」，与我说的「中国特 色资本主义」一样。因此，邓死後，社会不会发生激烈变化，不会暴风急雨。但 长期看来，共产党一定要脱胎换骨，非如此不可，否则，社会问题积累下去，就 会生成大动乱。 　　中国的民间社会正在成长，已有了一些空间，如企业界支持文化工作，出版 一些自由化的东西，党的控制减弱了。地方修志，封建迷信活动都有出现。以前 是没有的。民间社会的定义按黑格尔说法，应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受法律保障。 对民间社会干预多，是要垮台的。中国传统是除了政治就是百姓，中间组织是地 缘或血缘组织，有宗法性。皇帝统治只及省县，乡下是老百姓自己的事，绅士阶 级占重要地位，天下不乱，皇上可以容忍。共产党统治下，这样的民间社会也没 有，宗族、宗教都没有了，儒家道统都没有了。由民间社会转化为公民社会还很 远，涉及法制问题。现中共虽实行市场经济，但只是现象，没有法律保障，而且 是给特权阶级特别是高干子弟造成贪污和发财机会，也长久不了，但中国确实出 现了一个不是党可以完全控制的社会力量。 　　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如果有智慧、够聪明，应该走蒋经国那条路，慢慢承 认民主需要，政党要开放，不能一党专政到底。但他们现在无人有此智慧，或者 有也不敢说出来。在中共体制内，你首先要掌权，过党内这一关。这和国民党不 同，国民党从来没有消灭民间社会，还让它发展，民间有报纸、反对社团。因此， 中共走蒋经国之路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持与推动。 　　我看江泽民是典型的风派。哪里有势力，他往哪里钻，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 并无长远之见。当太上皇没有之後，他会很麻烦，各派势力都有压力，军方、极 左派、极右派、民间社会、民运、农民┅┅他如何应付？平衡？既无足够资讯， 又无可信的智囊团出谋划策，就只有凭直觉行事。但他智慧不高，本事不大，只 有卖弄小聪明。是一个轻薄的人、浮夸的人，没有份量。可能有比他高明的人， 但现在没有表现出来。中共的困难在於，把六四压下去，撤掉赵紫阳之後，就没 有一个代表性方向了。胡赵代表了一种方向，江泽民没有方向，这几年都在变来 变去，目前显然在向军方靠拢。 　　江泽民能否站得稳亦是未定之数。邓小平未断气时，大家都不会动，都在做 准备功夫，各方面都在酝酿，跃跃欲试，地方上也会有自己的打算。很多人感到 困惑的是，江泽民这一代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不知道对未来可期待甚麽？自从 毛发动文革以来，中央力量越来越弱，现在中央就没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第 三代是享受革命特权而不是为革命艰苦奋斗的人。今後可以期待的只能是社会的 长期酝酿，因为中国国家太大了，人口太多。没有甚麽人和集团可以期待。几乎 没有可期待的对象，让社会自然演进，自然发展。好在经济开放不可能关闭的， 让中共被多种势力逼著走，而不可能有一个人去调整各种势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强人时代肯定结束了。 【】　　　　　　　　　　　　　　【】　　　　　　　　　　　　　　【】 　　　　　　　　　　　　◆　江泽民与解放军　◆ 　　　　　　　　　　　　　　　　　　　　　　　　　　　　·林长盛· 　　江泽民的运气之好，在中共七十多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异数。江泽民大概做 梦也没有想到，六四事件居然使他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宝座， 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的核心。而且，经过撤换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之後， 不论邓小平对江泽民满意不满意，都不可能再换马了。到一九九四年後，邓小平 奄奄一息，更给江泽民造成了“挟天子以令诸候”的大好良机。结果是不论他人 对江泽民满不满意，只要邓老头子还有一口气，谁也不能对他怎么样。运气更好 的是，赵紫阳在八十年代费力打下的经济改革基础，酝蓄了经济起飞的强劲动力， 甚至六四事件也影响不了，结果到九十年代是生产高涨、市场充沛、贸易倍长、 外资猛增，一片繁荣景象，真是“前人种树，後人乘凉”。 　　　　　　　　　　　◆　江泽民与军队关系的进展 　　自一九八九年以来，江泽民真可以说是政治上不忧，经济上不愁，万事不用 操心，运气好得想拦也拦不住。不过，只有一件事让江泽民日夜不安，那就是解 放军。六四事件之後，江泽民被邓小平指定为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共军队的最 高统帅。不过，军方对一无功勋业绩、二无军事资历的江泽民并不买帐，在不少 场合对他表现出明显的轻视。甚至在杨氏兄弟下台後，情况仍是如此。如一九九 三年四月，美国CNN电视网对江泽民进行采访。这是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後首次向 外国主要媒体作公开讲话，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共官方各媒体均在头版显 著位置作了报道，惟独《解放军报》却将报道放在不显眼的第四版。而且《解放 军报》这样处理有关江泽民的消息，也不是第一次。江泽民自己就抱怨说，《解 放军报》对他讲话的低调处理已不只一次了。 　　江泽民也知道自己与解放军素无渊源，为取得军队的支持，除配合职业派军 人搞掉杨家兄弟外，就是尽力讨好拉拢军队。自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後，只要有可 能江泽民就大谈特谈军事现代化，以及如何使解放军跟上现代高科技战争需要的 问题，处处表现出对国防现代化的关心重视。在具体行动上，江对国防费用的大 幅度增长、引进外国先进武器装备等，都是大开绿灯。九十年代以後，中共军费 开支增长率每年均超过百分之十以上，有时甚至超过百分之二十。这与八十年代 军费遭到大肆削减成了鲜明的对比。九十年代以後，解放军开始从国外大批进口 先进武器装备，其规模为五十年代以来所仅有。江泽民并通过提升军衔来争取高 级将领的支持。一九九三年五月，江泽民授予张万年、傅全有、於永波等六人上 将军衔；一九九四年六月，又授予徐惠滋、李景、周克玉等十九人上将军衔。这 样仅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江泽民就前後授了二十五个上将军衔，而邓小平担 任军委主席十多年，也只授了十七个上将军衔。 　　江泽民积极拉拢军队的另一个手法，是不断走访基层部队单位，以建立与广 大军人的亲密关系。据报道，江泽民在九十年代中期前的几年中，先後探视了一 百多个部队基层连队，几乎平均每月巡视一个军事驻地。他去的地方，包括了西 藏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军营，以及驻防南海的舰艇。在走访过程中，江泽民极力表 现出对军人生活的关心，处处询问军人的伙食、住宿等情况。在巡视各营房时， 江泽民亲自观察厨房、营舍和岗哨等地方，尽量树立爱兵形象。一九九三年後， 江泽民还积极推动军队工资改革，大幅度地提高了军人的待遇，用实际的物质利 益获取军人的支持。经过这次工资改革後，军官的工资大大地拉开了与地方工资 的差距，使以往仅比地方同级干部高三十到五十元的军官工资，提高到超过一到 两倍。如军校毕业生每月工资达七百元，而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仅为二百到三 百元。一九九四年，江泽民又下令将部队伙食标准每天提高一元，仅此一项每年 就增加军费十一亿元。 　　江泽民吸取赵紫阳的教训，非常注意与高级将领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每次 与高级将领见面，江泽民都拿出充分的时间，尽可能地与每一位将领握手交谈。 凡是军方准备的筵席，江泽民不论多忙一概参加，与将领们对酒当歌，吃喝到底， 毫无架子可言。江泽民的这些举动，确实获得不少高级将领的喜欢。不过，江泽 民拉拢军队的最重要行动，是对职业军人主导军队事务的尊重。以往，中共强人 毛泽东和邓小平，通过军队的政委系统，不论对军内的政治事务，还是军队的人 事升迁，以至纯粹的军事业务，均积极主导，大力干预。但观察近年来江泽民与 军队的关系即可发现，解放军的人事问题和军事事务，已基本由职业军人所主导， 主要为两位老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主管。其中，武器装备多由刘华清主管， 军内人事主要由张震主持。军队要研制和购买什么武器装备，刘华清作出决定後， 江泽民签名认可；军队人事的变动和调整，张震拿出名单後，江泽民亦签名认可。 对於江泽民尊重职业军人在军事事务自主权的回报，是军队对江泽民作为军队最 高政治领导权的尊重。 　　　　　　　　　　　◆　江泽民与军队关系的限度 　　江泽民这些拉拢军队的辛苦与努力，也确实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平心而论， 以江泽民的资历和业绩，及其与军队的素无渊源，这些年他与军队的关系处得相 当不错，而且与高层军人结下了相当的利益关系。这是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 都没有作到事。近年来，解放军高层军官对江泽民的政治领导权，不仅相当的尊 重，而且大力支持。如在一九九六年，解放军就利用各种场合，大力加强军队高 中级干部的政治教育，百分之八十的团以上干部都参加了学习江泽民讲话和指示 的教育。在总结一九九六年政治教育成果时，《解放军报》直接明了地说：一九 九六年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使广大干部战士自觉地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 　　应该说，江泽民对军队的拉拢和讨好，为保证其顺利接班，为获得解放军的 支持，为掌握军队的政治领导权，是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但是，江泽民的这些作 法也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共党军关系的实质，使过去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军队的指挥、 领导和控制的关系，变成了现在江泽民对军队的拉拢、讨好与倚赖的关系。邓小 平死後，这种实质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党军关系，将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当然， 党军关系本质的变化，也并非完全是因江泽民个人的主观行动所造成，而是有着 深刻的客观原因。也就是说，换上他人，这种党军关系本质的变化，也是无可阻 挡的。 　　纵观中共过去的历史，中共党与军队的关系基本上是党指挥枪，而非枪指挥 党。究其原因，除长期以来中共军队构成的阶级基础、党军两大系统在组织和功 能上的一体化，以及党在军队的强有力政委组织机构外，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 铁腕强人的存在是关键因素。因为阶级基础、功能结构和政委组织的结合与运作， 最後均倚赖於具有横跨党政军三大系统实力，拥有无可挑战权威的强人。在经历 上，毛邓二人既不是纯粹的文人，也不是纯粹的军人，而是文人与军人的混合体。 在常年的革命与战争中，他们在党政军三大系统建立了深厚的权力根基。在实力 上，毛泽东是中共久经考验，具有绝对权威的强人。邓小平虽不具备毛泽东那样 的绝对权威，但在其同代人中，仍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因此，毛邓二人在军内 是最高司令，在党内是最高领袖。这样“党指挥枪”的原则，就在他们身上获得 了合二为一的实现。 　　现在无论从任何方面看，江泽民都不是毛邓那样强人。江泽民只有党和政府 工作的经历，与军队没有历史渊源。而且，江成为中共最高领袖，既不是因其有 他人无法攀及的功勋和贡献，也不是因其有他人无可挑战的实力基础，只不过是 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後的仓促选择而已。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只後，江泽民也确实 表现出一些智慧，运用与职业派军人的结盟，以及利益交换的手腕，与军队的关 系相处得不错。不过，江泽民与军队的关系，在本质上已远远不同於毛邓与军队 的关系。如果说，毛邓与军队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江 泽民与军队的关系则仅是利益交换与尊重合作的关系，很难说达到了控制与指挥 的程度。而且，这些年军队对江泽民的尊重与合作，在很大方面还因为有邓小平 在的因素。邓办主任王瑞林以一介文人，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总政治部副主 任，实质上就是表明邓对军队的影响。 　　现在邓小平去世了，江泽民“挟天子以令军队”的靠山没有了。今後江泽民 与军队关系的如何发展，无疑将面临诸多变数。目前有些观察家认为，江泽民已 全面控制了中共军队，对解放军掌握了完全的领导权。这不符合事实，既不了解 江泽民本人的实际，也不了解中共军队的变化。从江本人看，他不是，也不可能 是毛邓那样强人，不存在像毛邓那样指挥和控制军队的个人条件。另一方面，中 共军队也已发生许多重要的变化，如党军一体化的终结、接受正规教育的职业军 人的兴起、政委系统势力的衰落等等。这些变化使再建立像毛邓那样“党指挥枪” 的体制已无可能。在既没有客观基础，又不是强人的形势下，江泽民要想建立毛 邓对军队那样“党指挥枪”的关系，最後可能适得其反。 　　不过，江泽民是聪明人，应懂得事情的可为与不可为。这些年江泽民与军队 已建立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党指挥枪”的关系，就是通过与职业军人结盟压制以 杨氏兄弟为代表的政委派军人，通过尽可能满足军人对增加军费和国防现代化的 要求，通过对职业派军人主导军队内部事务的让步，江泽民换来了军人对其作为 最高领袖和军委主席的认可与尊重。今後只要能满足军人的这些利益与要求，江 泽民应能维持与军人的相互尊重与利益交换关系，继续获得军队的支持。在这样 一种关系架构下，江泽民维持其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而中共军队在能获得 更多的国防经费，对军内事务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以及对某些与国防相关事务具 有更多发言权的形势下，也会继续支持江泽民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 　　在没有大的危机形势下，相信江泽民与军队的合作与交换关系应不难维持。 但军队的胃口将会越来越大，维持这种关系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如今年的国防 预算尽管已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七，但军人并不满足，反而以前所未有的声调要求 更高幅度的增长。这种高姿态在毛邓时代从来没有，也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 於没有像毛邓那样强人的绝对控制与掌握，加之缺乏制度化的制约，一旦出现大 的危机，这种新的党军关系就将面临严重的考验。在有关外交、主权和民族事务 上，江泽民与军队的关系，今後将会在政策选择上遇到严重挑战。如在一九九三 年的银河号事件上，在一九九五年的李登辉访美问题上，江泽民均无法压制军队 的强硬反应。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危及江泽民个人的领导地位。而在社 会与政治危机上，江泽民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政策的选择和江本人的领导 地位，还可能触及中共党军关系的本质，即军队到底属於党，还是属於国家的根 本问题。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