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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前 言             ~~~~~~~~~~~   本期两篇文章是有关前东德女作家沃尔夫的争议。   沃尔夫曾是一位成功的“两栖作家”,无论在前苏联阵营还是在西方阵营都 被接受,得到赞誉。但是九十年代以来,沃尔夫在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最受争议的 作家。人们除了批评她的“投机”行为,还发现了她曾经被招收为前东德安全部 门的情报人员。   从已经公布的材料看,沃尔夫本没有真正为东德安全部门做过实际工作,很 可能她当时对安全部门的允诺仅仅是一种应付。对我们这些同样在专制制度下生 存的人,这种应付是很熟悉的,也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多多少少做过 类似的事,诸如在“六·四”后进行违心的表态,按照“上级规定”写保证书等, 也许有人还可能在“有关部门”的压力下不得不反映某些“情况”……当事者会 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反正我是在应付,我不是真地在做,我必须保护自己, 与强大势力硬碰硬是要吃亏的。   沃尔夫当初可能也是一样想。   专制制度之所以可恶,不光在于它对人性的压迫,还在于它对人性的扭曲。 当人们都对它做出应付的姿态,不管心里怎么想,事实上就已经与它站同一个阵 营里。专制阵营之所以显得那样庞大和稳定,就因为我们全都老老实实地站在里 面──为了自保而不断地与它“应付”。   “道德是一体的(Virtue is one thing)。”──亚 里士多德如是说。人不可能分别对待地在某些事情上遵守道德,在另一些事情上 放弃道德,而对那种放弃仅仅轻描淡写地解释为实用需要。事实上,任一微小的 道德放弃,就意味着整体堕落的开始。   人如果不是随时都用原则衡量自己的行为,总有一天,原则会找上门来衡量 人的自身。   ──这也正是沃尔夫今天所面对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从中吸取教训。 【】              【】              【】             ◆ 谁是罪人? ◆                            作者 高年生   1993年1月21日,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 ta Wolf)在《柏林日报》上披露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几个月前,她在翻 阅Stasi①关于她的秘密档案中发现一批材料,记载她在三十多年前曾被S tasi吸收为秘密情报员。消息发表后,舆论哗然,沃尔夫又一次成为公众瞩 目的热点人物。                ◆ 一   沃尔夫生于1929年3月18日,1949年至1953年在耶拿和莱比 锡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大学毕业后在《新德意志文学》杂志编辑部和两家 出版社工作,1962年后成为专业作家。1949年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1 963年至1967年在反对当局取消诗人毕尔曼国籍的作家公开信上签名,1 989年退党。她反对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雷同化,反对回避矛盾,认为文学 作品应表现个人认识自己、发现自我的过程,强调叙事的主观真实性。她曾多次 在国内外获奖,1991年被美国文学艺术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的称号。她可以说 是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如《分裂的天空》、《卡珊德拉》等已译成 中文出版。   1990年夏即德国统一前不久,她发表了一部题为《留下了什么》的小说。 这部小说以她数十年来受前东德情报特务机关Stasi暗中监视为内容。小说 发表后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许多人认为她写这部小说是企图洗刷自己,把自 己美化为受迫害者。当时沃尔夫曾受到很大的冲击。谁知两年后,她又以一条惊 人的消息震撼了新闻界。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 二   1992年5月,沃尔夫和她的丈夫(也是持不同政见者,被开除出统一社 会党)获得有关当局准许翻阅Stasi有关她的秘密档案,发现有“薄薄的一 卷宗材料”,记载她曾充当过Stasi的特工人员。这使她完全感到意外。据 她本人回忆:   “我只记得1959年我担任《新德意志文学》编辑时有两名‘官方’人士 来访问我,向我了解我同一个西德作家的关系,此人刚刚发表过反东德言论。我 吓坏了,表示愿意再同他们会面。我得到一个化名。我已记不得是什麽了。根据 档案,他们没有要求我写保证书。据说我抱有‘知识分子的顾虑’……1959 年我们迁往哈雷后,有位R同志曾多次登门拜访,众所周知,此人是国家安全部 工作人员,被指派为中德出版社的‘照管者’。我同他谈过出版工作和文化政策 问题——当时我还以为通过这条渠道可以更好地转达批评。因为正是在哈雷的那 几年是我的批评态度(尤其是对民主德国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我在 作家协会内首次展开争论,党报《自由报》公开批评我对苏共二十一大的态度…… 国家安全部此时一定认识到他们看错了我。1962年我们迁往波茨坦专区时, 那儿的Stasi对‘接收’我‘不感兴趣’。档案于1962年10月13日 撤消。”               ◆ 三   Stasi关于沃尔夫的秘密档案共有116份,共分三类:1.个人履历、 出国登记表、特工人员对沃尔夫的考察报告;2.沃尔夫本人提供的情况和她本 人写的唯一的一份书面汇报;3.Stasi人员提供的有关她的情况报告。   从时间上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1955-1959,Stasi 考察沃尔夫的表现;2.1959-1962,沃尔夫参加Stasi的活动; 3.1962年后,沃尔夫受到监视。   Stasi自1955年起开始有系统地收集沃尔夫的材料,诸如履历表、 出国情况、其他作家对她的评价等等。1958年8月22日的一份鉴定这样写 道:“她撰写书评,选用的标题很巧妙,主要评论在公众中引起注意的作品。”   1958年秋,Stasi工作人员直接到沃尔夫的柏林寓所去进行调查, 但没有见到她本人。1959年春,Stasi制定了一项十二点计划,对她进 行更缜密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她的性格、工作、出国情况、家属情况、在西柏 林的亲友情况等。   1959年3月2日,Stasi少尉帕洛赫正式提出“在作家群体中发展 一名秘密情报员”的建议,甚至连如何向“发展对象”进行工作都写得仔仔细细、 一清二楚。   经过这些细致周密的准备之后,Stasi终于发展了沃尔夫。帕洛赫少尉 在一份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发展经过:   “1959年3月24日下午3点至6点,有副处长赛德尔同志和科员帕洛 赫同志在场,在法兰西大街12号一个非正式的房间里发展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 克·沃尔夫为秘密情报员。”   报告说,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先进行介绍并出示证件。寒暄几句后话题便转 到与沃尔夫保持私人交往的西德作家XX身上。沃尔夫谈了她在施维洛湖畔作家 休养所与他会面的情况。她把他刻划为糊涂虫,以致最终沦为民主德国的敌人。 她已在书面上同他划清界线。之后,话题转到《新德意志文学》、她的任务、干 部情况和我国作家当前创作问题,谈到“硬性写作方式”及其代表人物主观主义 地、部分修正主义地对待我国文学当前问题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的巨大危险性。 帕洛赫写道:“我们特别提到还有相当多的作家没有站在党和政府文化政策的立 场上,无疑会受意识形态中敌对倾向的影响。这时发展对象提到了XX等人的名 字。她说,敌人企图影响我们民主德国作家,尤其是其创作近来受到公众批评的 那些作家。发展对象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也向她谈到逃离共和国的作家如 何从敌人成为叛徒,民主德国安全部门面临多少艰巨的任务。”“我们问她根据 自己的可能——我们向她详尽地说明她有何种可能——愿支持国家安全部的工作 到什麽程度。她没有太多犹豫便表示同意,并说她明白所要作出的判断的重大责 任,但希望我们不要把她的判断当作唯一的判断,因为她也有可能弄错。”“接 着讨论了保密问题。我们特别向她说明非正式合作的性质并且告诉她对第三者要 保持沈默。这时她提出异议说,应把此事告诉她丈夫,他也是党员,因为迄今的 夫妻生活中还从未有过什麽秘密,如果不告诉他,彼此可能会产生猜疑。对这个 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决定由国家安全部一名代表同他进行一次简短 谈话,对她丈夫谈不上合作。”“在讨论保密原则时我们谈到有必要使用化名并 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我方的提示下,她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化名:玛格蕾特。”   帕洛赫对沃尔夫的评价是:“她给人以镇定自若的印象。她提供的情况清楚 全面,特别是在XX问题上所谈情况都详尽准确,作出的回答与我们的调查完全 一致,从而证实了我们对发展对象诚实的印象。仅仅保密问题使她略有不安,但 由于我方的迁就而被打消。鉴于她的精神气质,没有提出写保证书的要求。”   毫无疑问,Stasi对沃尔夫的期望值很高。但后来希望落空了。在为数 不多的几次会面中,沃尔夫并没有提供什麽有价值的情况。1959年9月,沃 尔夫全家迁往哈雷。沃尔夫认为她作为Stasi情报员的活动已经结束。她在 哈雷中德出版社工作期间不时同主管这家出版社的身份公开的Stasi少尉李 希特会面。谈话都是在沃尔夫寓所进行的,交谈的内容都是文学和出版工作。她 的丈夫几乎每次都在场。   根据档案,1960年上半年没有会面,下半年会面四次。李希持少尉的有 关记录都十分简短,其内容对Stasi毫无价值,1960年12月3日会面 记录犹如作家协会一次会议的日程,罗列了所讨论的问题,加入沃尔夫的泛泛说 明,1961年全年均无会面。1961年初还有过两次会面,但Stasi同 样一无所获。难怪Stasi很快就对沃尔夫失去一切兴趣。1962年11月 29日,国家安全部哈雷专区总署决定撤消“马格蕾特”的档案:“该员己由哈 雷迁往克莱茵马赫诺。波茨坦总署对接收该员不感兴趣。”   沃尔夫在她的文章中解释了自己没有立即将秘密档案的发现公之于世的原 因:   “当然我考虑过是否应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世,我很不愿意让stasi来证 明我对民主德国错误发展的批判态度;我希望有人把我的作品和表现当作证明。 许多人了解我的表现,我不用为之感到羞愧。我没有什麽要‘交代’的,除了这 一事实:三十多年前我没有像后来那样看清Stasi的作用;从那以后,我再 也没有同证明自己是stasi工作人员的任何人有过接触,他们从来没有再企 图从我这里获取情报。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公布那段已过去很久的往事。鉴于 仅仅IM(特工)这两个不可思议的字母就会引起歇斯底里,我根本不抱任何希 望,公布此事会得到人们的接受,哪怕这种接受只是与此事在我的一生中所占的 比例有一些符合。我不得不担心自己会被缩减为这两个字母。我对那场反对我的 运动还心有馀悸,感到自己无法对付新的冲击。使我感到难过的是,追查IM并 没有推动讨论民主德国错综复杂的现实以及对我们在这个国家的生活历程进行自 我批评式的清理,而是起了阻碍作用。我想在更广阔的关联中叙述我的发展,其 中也应提到我对档案的认识。今天我看到这种保留态度是错误的……   她说是米勒事件促使她最后下决心写“这篇业已思考数月的文章”。   所谓“米勒事件”,指的是在此前不久围绕前东德著名作家、东德艺术科学 院院长海纳·米勒发生的一场风暴:有人告密说米勒同Stasi有“牵连”。 新闻界大炒特炒这条耸人听闻的消息,飞短流长,沸沸扬扬,最后却是“事出有 因,查无实据”。   尽管如此,有的传媒还是断言,沃尔夫是在听说有关当局即将向新闻界披露 此事后,为争取主动而抢先发布这一新闻的。沃尔夫的文章发表后,德国新闻界 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特大新闻,纷纷大做文章。德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报纸《图片 报》用大字通栏标题报导:“我国最著名的女作家沃尔夫说:我曾是特工……但 我不知情。”《明镜》周刊认为:“材料确凿。”著名文学批评家拉达茨在《时 代报》上严词抨击沃尔夫和米勒:“你们使自己成为一个迫害制度的建设帮手。”   就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况下,也有少数评论者保持了客观冷静态度。《法 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沃尔夫在她的报告中没有指控任何人,对于 正直的同志和有才华的同事几乎只报告好事。其他一切都不很明确,很一般化。” 作家考夫曼(沃尔夫亲笔写给Stasi的唯一一份书面汇报就是涉及他的)投 书《明镜》周刊:“沃尔夫的作品表明她道义上的成熟,相比之下五十年代后期 国家安全部档案中的那几行字却无足轻重。不要拿从前的‘玛格蕾特’来反对今 天的沃尔夫。”   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沃尔夫起初没有可能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三十多年前的往 事。幸而她此时正应美国某基金会邀请在美国西海岸圣莫尼卡访问数月,这帮助 她度过了最困难的几个星期。她从美国打电话、写信给亲友和有关人士,接受记 者采访,力图通过平心静气的对话来纠正她那被严重歪曲的形象。她对柏林《星 期邮报》谈到她当时的情况:“思想意识坚定,是个好党员,面对那些由于自己 的过去似乎在历史上正确的人怀有深深的自卑感,”在另一次记者采访中,她说: “一个陌生人向我走来。这不是我。”   当时沃尔夫处境极其不利,有些传媒大量引用她的档案材料,连篇累牍地发 表文章,而作为当事人,她自己却不掌握这些材料。八个多月前,只是管理St asi的Gauck当局②的一名好心的工作人员违背规定偷偷地让她快速地浏 览过一遍她的全部档案。直到专栏作家、前西德驻东德常务代表京特·高斯专程 前往美国对她进行采访时,她才得到了一份完整的复印材料。   关于沃尔夫的Stasi秘密档案仅1968年至1980年这一段时期就 有42卷,而1980年以后的档案可能已被销毁。从1962年起,沃尔夫就 受到Stasi日益加剧的暗中监视,电话被窃听,邮件全部被开封检查,她创 作的每一部作品都由内行特务进行“鉴定”,在她周围布下了一道特务网,参加 的人中也有她意料不到的至亲好友。加在她头上的罪名是从事“政治思想颠覆活 动”和“地下政治活动”。Stasi还故意在1976底反对取消毕尔曼国籍 的公开信上签名的作家中传播谣言说沃尔夫巳撤回她的签名,引起朋友对她的怀 疑,制造分裂。   与厚厚的这一摞档案相比,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只是薄薄的一卷。 何况它并没有记载沃尔夫从事过不可告人的可耻活动。因此一些明智的评论家认 为: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应抓住在她一生中只占有很小比例的这个时期 大做文章。               ◆ 四   沃尔夫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应如何正确对待前Stasi人员的大争论,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一些过去对沃尔夫(不如说,对她的不同政见)大加赞赏的党 派组织转而对她肆意攻击。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甚至向慕尼黑市议会提出 动议,要求取消1987年慕尼黑市和巴伐利亚图书出版联合会共同授予沃尔夫 的朔尔兄妹奖③。这一动议立即遭到很多人反对。《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沃 尔夫的作品巳为她一生中某个时期令人惋惜的其他生活抉择作出了更正”。巴伐 利亚图书出版联合会也反对取消授奖。更有分量的是,朔尔兄妹的大姐英格·艾 歇尔——朔尔明确表态站在女作家一边,她在一封信中写道:“人们竟这样对待 这种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富有创造力的人,这真使人感到羞愧。”   由于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动议未能获得通过,该党议会党团主席布莱恰赫尔直 接写信给沃尔夫本人,要求她主动放弃朔尔兄妹奖。沃尔夫在回信中驳斥了这一 无理要求并说:如果您要求归还朔尔兄妹奖指的是那笔钱,那麽我可以使您放心: 多少年来我从未为我自己动用过所得奖金,不管来自东方或西方……那笔奖金我 已捐助给一个被皮诺切特政权暴兵浇上汽油后烧伤的智利女青年,作为昂贵的医 疗费。               ◆ 五   沃尔夫分别是东西德两个艺术科学院院士。当时东西德艺术科学院正在努力 争取合并。负责这一工作的西德艺术科学院院长严斯教授由于沃尔夫和米勒为S tasi牵连的问题而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不得不就这一问题表态说,他主张把 问题“讲清楚”。他说:“我的原则始终是:只有损害过别人的人才不能是我们 新科学学院院士,不管他生活在东部或西部。”   1月30日,沃尔夫写信给严斯:“您谈到对米勒和我的‘最新Stasi 指责’时主张‘谨慎、宽容以及还有怜悯’。这是一种高尚的姿态。但我当然清 楚,一个人被选入科学院既非由于宽容,也不能由于怜悯而让他继续当院士。由 于不同利益不幸地共同起作用——Gauck当局、传媒、公众的Stasi歇 斯底里,我的情况已被歪曲到如此程度,以致我不抱任何希望,能在公众中澄清 真正的情况……我简直不能接受那种道德谴责,即把我一生中早已过去的短短一 个阶段当作评价我的唯一标准。但我当然理解,正是在同东德科学院实现了如此 艰难的联合过程之后,我的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身分在德国今日政治形势下有可 能成为科学院的负担。因此我严肃而毫无保留地建议您同意我退出。这不是过激 反应,没有一丝自我怜悯……我相信我们都愿意使双方免除这种窘境……我感谢 (西德)科学院正当我在民主德国非常需要支持时选择我为院士……但在我目前 的处境中,我想我对科学院已不再有所裨益……”   严斯没有能及时收到这封信。2月12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沃尔 夫使我感到忧虑。并不是因为她像别的许多人一样相信——我对此完全理解—— 自己所做的事有益于这个国家。而是因为她没有说:朋友们,当时我做的事今天 看来很成问题。当她在《留下了什么》中说她曾受迫害时,我想她也应该说:有 一段时间我曾站在另一边。她在此后三十年所做的事和所写的作品可以与这抵消 一百倍……更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沃尔夫——如果属实的话——把她的命运比作 (希特勒德国)流亡美国的作家,那些人的命运同沃尔夫可不同,他们在那儿惨 死、自杀,受饥饿折磨,人格受侮辱。我觉得这一比喻毫无根据。”   当部分传媒又提出东德艺术科学院受到Stasi渗透的问题时,3月4日 沃尔夫写信给严斯,声明正式退出两个艺术科学院。在这之前即2月27日,严 斯曾写信劝阻沃尔夫:“您要坚定不移,不可灰心。”但因邮件被耽误,沃尔夫 直到4月中旬才收到此信,所以为时巳晚。   沃尔夫退出东西德艺术科学院,此举引起普遍震惊。柏林市文化市政委员罗 洛夫—莫明要求身为这两个艺术科学院院长的严斯和米勒“竭尽全力”说服沃尔 夫相信,对她的指责“不是退出的充分理由”。严斯说,沃尔夫此举“令人震惊, 令人伤心”,但表示他个人尊重她的“十分高尚的理由”,他可以理解她“既对 围攻,也对‘昨日受赞扬,今日被钉上十字架’感到厌烦”。90联盟联邦议院 议员魏斯说,沃尔夫此举会使两个科学院“更加荒芜”。许多著名作家如赫尔姆 林、布劳思、海因等表示感到意外。海因说:“我觉得目前这一切像是滑稽戏。”   克·赛姆勒在taz报上发表评论:“她的决定是错误的。沃尔夫不可能‘自 己结束’公众关于五十年代后期她与Stasi牵连的辩论。正是那些在民主德 国认为自己的生存与创作休戚相关的有道德的作家不会容忍这样一种退却。”   女作家以不幸的方式帮助民主德国权力精英获得反法西斯正宗身份,她没有 同当局决裂,没有支持民主反对派,这一切都很有分量,但不能同她与Stas i有联系的那三年扯在一起。只有《明镜》调查人员那样的傻瓜才会这样做,他 们不能设身处地为五十年代一个有负疚心理极力争取“老同志”承认的年轻的女 共产党员著想,更甚于他们对民主德国现实的无知。   沃尔夫可以说清这一切,但她没有这样做。她受到伤害,受到侮辱……是她 自己和她思想上的人生谎言妨碍她站到恨她爱她的人那边去。   沃尔夫风波虽然已经平息,但由此而造成对这位女作家的伤害是不容低估的。 应该说它也伤害了前东德公民的自尊心,给东西德人民的真正统一带来了灾难性 的后果。今天,冷静地回顾它的前前后后,或许能给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注:①Stasi是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简称。   ②Gauck当局:负责清理Stasi档案的机构,   ③朔尔兄妹指的是汉斯·朔尔(1913-1943)和索菲·朔尔(19 21-1943)兄妹二人,他们是慕尼黑大学学生,因从事反对纳粹政权的活 动而被处死。朔尔兄妹奖学金为2万马克。 【】              【】              【】         ◆ 她是否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专制国度? ◆                            作者 周德荣   一九九○年发生在德国的“文学争论”是由克里斯蒂·沃尔夫——冷战时期 名闻铁幕两边的东德女作家──的一个薄薄的短篇小说单行本而起。沃尔夫本人 “不单纯的身份”(指沃尔夫曾担任东德作协委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选人, 又享有“为民喉舌的女作家”之誉),在两德统一之后,也颇受争议。最近,她 又因为坦承自己曾经介入“秘密警察”的工作,使得她那些揭发“秘密警察”恶 状同时又悲悯他们的文章,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对象。部分英美作家似乎也无法 理解,比如Michael Hofnlailii就在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伦 敦书评》上频频奚落沃尔夫,而质疑著:究竟沃尔夫是与群众站在东德外头批判 东德,还是站在里头,愿意援助当局、作个忍耐的人?   其实,九○年沃尔夫之所以受争议,发端于她那年出的一本书的末尾几个字。   九○年六月五日那天,沃尔夫的短篇单行本《留下了什么》上市。书的封面 上,出版社交侍:“七○年代未,有一阵子,在东柏林Friedrich街作 者夫妇家门前,整天停著一辆轿车,车内坐了三年轻男人。那时——一九七九年 夏天,沃尔夫写下了这个短篇《留下了什麽》,记述了一位受斯大粹秘密警察监 视的女人和她生活中的一天。现经她修改首次印刷发行。”   七○年代未,一九七九年夏天,把话说白了,出版社这不是在巧妙地提示读 者,《留下了什么》是以作者自己亲身历经为蓝本,写成后,却像当年索尔仁尼 琴的《古拉格群岛》一样,不能在共产党专制之下发表?也就是说,《留下了什 麽》是作者抽屉珍藏至今的异议作品。既然如此,为什麽又要修改呢?修改了, 却又如何不交待一下,到底哪些地方修改了呢?   小说封底还印了沃尔夫自己的一段话:“这个短篇成稿于一九七九年,写的 是七○年代未的东德。那时,斯大粹工作人员在我们家门口监视了好几个星期之 久。”   沃尔夫用的照例是她最擅长的第一人称。和她自己一样,《留下了什么》一 书中的主人翁也是一位女作家,两人年龄、经历、注址等等的也都相类似。   小说结尾有一行斜体字:“Juni-Juli1979/Novembe r1989”。与前面出版社的说明连起来看,这行字是想告诉读者,小说写于 一九七九年六、七两月间,写完后,在抽屉里锁了十年之久,于一九八九年十一 月修改完毕付印。   没想到,事情就坏在了这上头。沃尔夫的之所以“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对象 正是因为了这结尾的几个斜体字。            ◆ 两篇书评:争端的挑起   九○年的六月一日、二日那两天,德国最具影响的两家副刊相继发表了讨论 《留下了什麽》一书的三篇评论文章,挑起争端,其中两篇见于汉堡《时代》周 刊副刊,执笔的一为副刊负责人Greiner(本文简称G);第三篇发表在 晚一天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副刊的第一版上,作者是该报当时负责报导文学 和文学生活、现为五位出版人之一的Frank Schirrmacher。   到底是哪一天?几号?G开门见山地问道。单只说是修改于十一月份,那可 是太笼统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份发生的事儿可多了,要说就得说的准确,而且, 这个时候出这样的书用意何在呢?“作家想告诉我们什麽呢?是要说斯大粹如此 之蠢,连‘祖国的作家’也要监视吗?还是想说:看看吧,我也曾被监视,我也 曾是受害者,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   G这话什麽意思?为什麽单说修改于十一月不够准确?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 东德都发生了些什麽事?   ● 十月七日,东德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受邀来东柏林参加庆典的戈尔巴乔 夫留言:谁来得太晚了,就要受生活的惩罚。   斯大粹对示威者施加暴力,无数人被捕;   ● 十月十八日,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总书记昂纳克下台,克伦茨接任;   ● 十月二十四日,昂纳克被解除国家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位、克伦茨接任;   ● 十月二十七日,当局大赦东德民主共和国潜逃犯和示威游行者,重新评 价十月七日流血事件并调查当日负责首都安全的有关部门;   ● 十一月四日,上百万人聚集于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示威;   ● 十一月七日,以Willi Stoph为首的东德部长会议全体辞职;   ● 十一月八日,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政治局全体辞职;西德总理科尔在西 德议会作时局分析报告提到,如东德政府放弃一党专制、实行改革,西德政府将 提供广泛的经济援助;   ● 十一月九日,新选的政治局成员之一Schabowski宣布:开放 所有东德通向西德以及西柏林的边境;   ● 十二月一日,东德人民议会取消东德宪法中有关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共 产党)领导一切的条文;   ● 十二月三日,因其不久前曾祝贺北京政府六·四镇压成功,东德社会主 义统一党主席克伦茨及其他党领导人不得不全体辞职;   ● 十二月四日,昂纳克和原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Mielke以及其他十 一位东德共产党重要人物被开除出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东德国防委员会遭解散;   ● 十二月六日,东德国家主席克伦茨辞职;   ● 十二月七日,反对党进入政府,圆桌会议成立。   归结起来说,四十年统治的东德共产党就是在八九年十一月完结。而十一月 九日,东德开放其和西德接壤的边境则标志著和平革命的胜利。   G问话的言下之意,即要沃尔夫说明白她修改文章到底在此之前或之后,“因 为,就这一点来看,十一月九日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假如小说的发表在这之前, 这将是一耸人听闻的事件,这肯定意味着祖国的作家沃尔夫在东德写作生涯的终 结,而且,很有可能作者得被迫走向流亡;相反,在这之后发表这篇小说,那就 只有令人难堪的了,就像她选择没有任何风险之时才退党一样的难堪”。(八九 年十一月,沃尔夫宣布,她今年“夏天”已经退出东德社会统一党,但没有说明 准确日期)   但实际上,选择十一月九日这一天作为“历史的分水岭”也是仅具象征意义, 就像当年法国革命时的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一样;因为早在十一月四日东柏林 亚历山大广场示威之时,东德共产党就大势己去了。   G并非要指责沃尔夫此举为投机行为,或是她胆小怕事、缺乏勇气,临到革 命胜利之时才想到要揭发秘密警察恶状,同时又悲悯他们。他说道:“有勇气自 然好,但我们却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气,沃尔夫把书稿保存在抽屉里, 这是她的权利。现在她将稿子拿出来发表,也并不说明她就是没有勇气——尽管 危险的确是不存在了。”   但是使G愤愤不平的是“她面对自身、面对自己过去的历史缺乏应有的真诚”, “面对那些在共产党专制之下失去了生活希望的人们缺乏应有的敏感”。他质问 道:“为什麽总要装著这样天真?似乎一切她都刚刚才发现?……似乎刚刚才知 道原来朗读会里有探子监视,原来读者和作者被百般刁难,原来清白无辜的公民 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监狱,原来恐怖和压制笼罩著东德。”   令G觉著不可思议的是她在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会这样一本正经的拿这样 的小事大作文章,为自己脸上贴金,拿腔捏调的。小说一开头即作自我表白,“别 害怕,有一天,我是要用那另一种语言说话的,尽管我现在还不能用它说,但它 已响在我耳朵里了”(《留下了什麽》页七)接著,又假惺惺地自问道:“我还 要等多久呀?”   G嘲笑道:“答案我们知道:一直等到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接着,他说 道:“……今天,我们知道了许多斯大粹受害者,有的甚至被置于死地,比比他 们,像‘有一阵子’沃尔夫曾被监视这样的事,只有让人觉得可笑。虽然,对她 本人来说,国家安全部在东柏林她家门口安置了三个年轻的便衣警察这一事实, 是令人讨厌、不愉快的,但是,和斯大粹那些危及人命的暴行相比,把这样的小 事悄悄地忘掉不是更好吗?尤其是现在。”   G指责沃尔夫的另一点是她的逃避现实:一会儿是略带伤感的陶醉在大自然, 指沃尔夫的小说《那一个夏天》,一会儿叨念无忧完美的生活,指她的《事故》, 或者像在《留下了什麽》一书沉浸在一顿香美的早餐——咖啡、自己做的果酱加 上营养价值高的黑面包,实在不能回避之处就玩弄语言游戏,哼哼哈哈的用词含 含糊糊、捡轻避重。典型的如《留下了什麽》一书中的那段描写主人公经过东柏 林车站时的心里活动。   在东柏林,以前这个车站是去西柏林的唯一出境车站。过去的四十多年来, 多少东德人梦寐以求的就是在这里上车,离开东德投奔自由。但一九八九年十一 月九日以前,能在这里上车的只有两类人:要麽是受共产党信任的无产阶级新贵 族,要麽是被东德政府开除国籍、驱逐出境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当然,还得要 西德肯出钱买他们。倘若没有西德政府的贷款或是通过非官方渠道给东德“捐款” 的话,那麽,这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不是去监狱服刑,就是送到精神病院接 受“治疗”不等。可是,在她的小说里,沃尔夫非但对此只字不提,藉书中的“我” 之口,居然还能不动声色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各国公民旅行时的中转 站”。在她的笔下,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警察”、斯大粹和东德社会主义 统一党甚至都被朦胧化。   “‘各国公民旅行时的中转站’,这是什麽意思?”G怒道:“假如这就是 沃尔夫超然于现实的讽刺,那这讽刺实在是太糟糕了。难道沃尔夫不知道,在这 个所谓‘中转站’,普通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要麽被驱逐出境,要麽根本不给 出境。”   不过,相比之下,左倾的G还算是给面子的。晚一天发表在《法兰克福报》 上的Frank Schirrmacher(本文简称S)写的文章就不客气 得多了。他不仅在以上所述的两点看法和G相似,而且,措辞远较后者为严厉, 批评的也更为系统。一上来,他就摔出评语,如沃尔夫的地位过去在西德“被人 大大地高估”,“她的许多书现在已被忘记了”等等,并点明,他的文章著眼点 既不在沃尔夫的这一本书,文章重点也非其文学创作的艺术评价。正相反,《留 下了什麽》仅只提供了一个机会,是一个诱因,S要探讨的是沃尔夫迄今为止的 创作思想、其产生的心理基础如历史背景以及她的政治立场。他的中心议题为: 沃尔夫至始至终到底有没有明白,她是生活在一个专制国家里。   八九年十一月四日,东德上百万人在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示威时,沃尔夫和 其他东德著名人士作家文人一起,还有东德间谍头子、前国家安全部对外谍报司 (HVA)司长、斯大粹将军、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都曾登台发言。现在, S即从她的发言着手说起。   沃尔夫发言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亲爱的父老乡亲们,现在革命 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以前那些当权派滥用职权,没有为人民著想,现在我 们重新做国家的主人啦,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就是人民”;第二,可是,“我 不同意‘转折点’一说”,现在发生的也不是变天;第三,大家想想,那该是多 麽美好啊,这儿是社会主义,但没有一个人想离开。(这话和中国大陆一九七六 年粉碎“四人帮”后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东德没有“四人帮”可作替罪 羔羊。         ◆ 回顾:一九八九年:东德人的胜利大逃亡   前面曾提到过当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一句历史名言:“谁来得太晚了, 就要受生活的惩罚。”无独有偶,东德共产党内一九八九年也流行一句名言,出 自东德共产党首席意识形态党棍、政治局常委K之口:“因为邻居家铺了新地毯, 你也一定要换自家里的地毯吗?”   不换“自家里的地毯”,这正是当时东德共产党态度的写照:它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原则,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老大哥苏联共产党还要共产化,对当 时苏联和东欧其他各国传来的政治改革呼声置若罔闻,一意准备自己独自上共产 主义天堂。   不仅如此,为“防止改革和公开性在东德的传播,就连苏联的改革杂志也被 禁止在东德发行。   失望之余,一九八九年,东德人开始逃亡。   新年刚过(一月十一日),就有一小组决意逃离社会主义的东德公民“强行” 占领了西德常驻东柏林代表处。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东德政府第一次作公开让 步,如果他们离开西德代表处,应允非但不秋后算帐,而且还加快办理他们的出 国申请。   接下的几个月陆续发生了多起东德人私自越境,以及东德边防部队对越境者 开枪事件,在东柏林也一再有人逃进西德常驻代表处寻求政治避难。到八月八日 止,共有一百三十人逃进了西德在东德常驻代表处。他们和年初的那一批人不同, 根本不理睬东德政府的“不秋后算帐”的承诺,坚决要离开东德。为了防止更多 的人进来,也为了不愿事态扩大发展,代表处不得不关门。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东德人却是藉到东欧度假的名义,携家带眷的进住、“占 领”西德驻布达佩斯、华沙和布拉格大使馆。八月十四日,西德驻布达佩斯大使 馆首先关门;接著,八月二十二日,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也是人满为患被迫关门; 最后,九月十九日,西德驻华沙大使馆也不得不关门。   特别是在匈牙利,因为早在五月二日,刚上任不久的总理即决定撤除所有匈 奥边境上的铁丝网;六月二十七日,匈牙利当时的外长和奥地利外长一起,亲自 打开了东德共产党铁幕的第一个缺口,所以,后来有人说,八九年东德革命的父 亲名叫匈牙利。这时(八九年八月份),不仅在布达佩斯西德大使馆内,同时也 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旁,有上万的东德人假“度假”名设帐篷露营,等待机会 越境进奥地利。八月十九日星期六,在奥匈边境,由欧洲著名皇族后裔Otto von Habsburg的女儿出面组织了一个所谓跨欧洲的野餐聚会,六百 六十一位东德公民乘机进入奥地利。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德国读者最多的《图 片报》头条新闻:“自由了!他们亲吻自由大地”。   东德人大逃亡由此开始。   五天后,经交涉,“占领”西德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一百○八名东德公民获 准直飞维也纳,二十四日在Sopron,近两百五十的东德人再次集体越境, 沿路上到处是他们丢下的行李,丢在路旁的空车。紧接著,经由匈牙利和西德政 府的秘密外交磋商,九月十日匈牙利政府决定,第二天开放其所有通往奥地利的 边境。至同年的十月一日止,单经此路线进西德的东德公民就达二万四千五百人。   差不多同时间,在华沙、布拉格,上千东德人冲破警察防线,涌进当地早已 住满了东德人的西德大使馆。九月二十日下午,刚从纽约回来的西德前外交部长 根舍亲自飞往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当天晚上,在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大楼正 面阳台上,他向逃进馆内的六千馀东德公民宣布,经交涉,他们可以从布拉格搭 乘火车专列经东德进西德(原话为“今天我们来,是为了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出 境了”,但实际上,根舍只说了半句话,就被带著哭声的震耳欲聋的欢叫声打断 了)。   在东德的各大城市,如东柏林、波茨坦、德累斯登和莱比锡,这时又相继爆 发了民众大示威,其中,以莱比锡每星期一(自十月九日始)在市中心大教堂前 的和平大示威最为有名,影响最大,成了八九年东德和平革命的象征;所以后来 有人干脆给东德和平革命起名为“莱比锡”,以示纪念。十月十日和十月八日, 东德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召开了紧急会议,十八日那天,昂纳克以及另外 两位政治局常委被迫辞职。接下来,尽管有新上任的党书记克伦茨改革和自由选 举的承诺,东德人逃亡却并没因此而中止,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了。十一月一日, 东德和原捷克政府同意取消签证,逃亡人数再次急剧上升,高峰时期,每小时就 有两百多东德人过境进入西德,一九八九年初至九○年三月,总共有近百万东德 人移居西德。           ◆ “留下来吧”:“为社会主义奋斗”   这就是前面讲的,十一月四日沃尔夫发言时的背景:一九八九年东德的革命 胜利大逃亡,德国人称之为温柔的革命。而沃尔夫透过字里行间放出来的,说穿 了就是:大家别逃跑了,留在东德,“让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吧”。   十一月八日,柏林围墙倒塌(即东德边境开放)的前一天,因为逃离社会主 义东德的人越来越多,从东往西的人潮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形势十分逼人,终 于,沃尔夫忍不住了,她一改过去自己惯用的朦胧风格,通过电视、电台及报纸 用“白话”向东德人做起紧急呼吁来了:“留下来吧,留在你的家乡,留下来和 我们在一起吧!”   十一月二十六日,她又和Stefan Heym等其他东德“体制内”、 “体制外”改革派人士一起,发表了“著名”的《为了我们的祖国》声明,指出 当前东德面临著的两种选择——“要麽我们独立自主”继续“为社会主义奋斗”, “要麽把我们的祖国卖给西德”——并殷切呼吁哀求东德人民,“让我们一起走 第一条路吧”,“请跟我们走”。   事隔半年,S此重提旧事,评道:这“叫得虽情深心切,但却并不新奇。其 实,从一开始,早在她一九六三年发表的成名作《被分开的天》里,沃尔夫就叫 人留下来,一直叫到现在,到最后一刻。毫无疑问,深受自卑感折磨却又总想和 西德一争高低的东德专制政权正是这样期望她的,而她自己也自始至终把拯救东 德看成是党交给她的任务”。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为阻止上百万人民的纷纷外逃去西德,东德的“人 民”政府在东西柏林间建造柏林围墙;一九六三年,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 主义祖国”(沃尔夫语),沃尔夫写出了以柏林墙为背景的小说《被分开的天》, 写了六○年代初期东德一对年轻男女——Manfred和Rita——的爱情 和他俩后来对社会制度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最终分手。   Manfred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城市小知识分子,Rita是来自农 村的师范学校学生。Manfred意志薄弱,既不爱社会主义,也不甘受共产 党官僚的压制刁难,为寻求自己个人的幸福,逃到西德去了;相反,Rita则 立场坚定,不仅能吃苦,而且不费吃灰之力就抵受注了物质诱惑,所以虽然她那 时也能去西德,却还是留了下来,为了“建设真正的民主社会。自然,Manf red逃过去后不久就后悔不己了,因为西柏林上空,连天都“是灰的”,因为 他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注定要灭亡这一“历史真理”。但现在后悔又有何用呢?这 期间共产党建造了柏林围墙,不仅分开了天,连带著将地也给分了,这时他再想 要进共产主义天堂也进不去了,所以,郁郁不乐,常常自责临阵逃脱,“没有能 承受住(社会主义东德的──笔者注)艰苦、严酷生活的锻炼”。与此相反,R ita因为选择了正确的社会制度,当然也因为东柏林的“天高气爽”,不仅克 服了自己个人一开始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因为爱的失败而自杀未遂被送进医 院),而且,自此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在路上走著走著,就要振臂高呼 青春万岁。因此,小说结尾,Rita(还是沃尔夫自己?)惋惜Manfre d的选择,“要是他留了下来的话,即使是强迫的,今天他就不能逃避生活了, 他只能尝试著解决困难。”   事实正是如此,S说道,她无意之中道出的“强迫”两字正是社会主义制度 的真面目。德国的“人民”政府在东西柏林的边境筑起了高墙,在两德边境埋下 了地雷,设起了自动射击网,这不正是为了防止人民的逃跑!所以倘若那时Ma nfred真的留了下来,他后来想走也走不了了,还哪来什么选择社会制度的 自由?   因此,S说道:“小说隐含的前提——自由的选择社会制度,这本来就是虚 构的。”   当然,沃尔夫自己是不想离开东德的,她早已选择了社会主义,因为留下来 虽然“意味著生活上艰苦、困难些,但精神上得到的却是无上的光荣和甜美。”—— 这不是狂热教徒常见的“受虐狂”心理?基于这种想法(或者心理),她把人们 之嫌恶社会主义,说成好像是人人都有的,日常生活中碰见危机和困难时的一种 表现,普普通通;而害怕专制政权的迫害,逃离身陷监狱枷锁之中的命运,则被 她注释成是“逃避生活”,是一种非理性反应。   这正是前面G指责她的玩弄语言游戏,用词含含糊糊、捡轻避重,把一切都 说得尽量无关痛痒。但这里,S更进一步,以他自己对沃尔夫的心理分析为基础, 认为在沃尔夫自身,这并非是玩弄语言游戏,相反,她的确就是这麽作想的!   在她眼里,六一年前成千上万的逃亡人潮全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西德一手策划 造成的,是西德资本家以糖衣炮弹等卑鄙手段引诱了东德最好的人才,是资本主 义造作了她小说中Rita和Manfred爱情的破裂。所以,Rita的自 杀所以刚好选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筑柏林围墙的这一天,正象征资本主义破 坏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而Rita后来的康复,则表达了她自己和其他信 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共同愿望:有了柏林围墙、地雷带和自动射击网,东德社 会主义以后就不再受美帝干预了。好像,柏林围墙、地雷带和自动射击网等等的, 都只是共产党“保护德国人所称道的‘内心世界’的必要措施,而社会主义东德, 似乎是这个内心世界的一种特别敏感的表现形式”,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 怕掉了。   更为可悲的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S说道:“她始终没有弄明白,人们抛 弃艰苦、严酷生活而选择富裕、自由,这并不是胆小鬼们的‘逃避生活’,而是 对社会主义的绝望”。因此,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四日的电视呼吁里,她会又一次 许诺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轻松、但有意义的生活;没有迅速的富有、但大家可 以一起来改变社会”。S认为:“这就是沃尔夫运用至今、为社会主义辩护的逻 辑。正如她一九六四年关于文学创作所说的:‘我们社会的优越性在于它并没有 把文学创作变得简单、容易,并不是提供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冲突,赋予我们的素 材是崭新的、建设性的大冲突。’似乎,她还不知道她所谓‘冲突’并非文学性 质的冲突,而极权社会主义的压迫,也并非任何心理疗法所能医治的。”             ◆ 迟到的抵抗   让我们重新回到沃尔夫的短篇《留下了什麽》,看看S是怎麽说的。   同样,他对沃尔夫此时此刻推出这样内容的书也颇不以为然。东德刚一灭亡 就拿出这样的书,是否有点“太准时”了?类似前面G的看法,S也认为,像《留 下了什麽》这样的书要是早十年,哪怕就是早五年发表的话,至少会帮助人们认 识共产党的真相。但“今天则是毫无意义的,选错了时间”,甚至是“自惹嘲笑”, 难道她忘了自己前不久还在大骂那些随风倒的“墙上芦苇”?   S可是记忆犹新:“八九年和平示威的开始”,人民上街为旅行出国自由抗 争的时候,“她待在家中,拒绝向任何媒体表态”,迟迟不露庐山真面目;“十 月初她女儿参加示威,受了警察的虐待,她打电话给昂纳克告状”;相反,十一 月四日,当共产党名誉扫地、如路边老鼠人人喊打之时,在亚力山大广场上,她 出来说现在发生的不是变天;接著,又是电视呼吁又是发表声明,继续“为社会 主义奋斗”忙得不亦乐乎,做的正是那时共产党十分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为了 我们的祖国》声明发表两天后——当时可能连共产党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还有 这麽忠诚党的人,所以需要两天才清醒过来——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德共产党 党报《新德国》全文转载,新当选的党主席克伦茨和东德总理莫德罗并十分乐意 的在声明上签署了自己名字。   在《留下了什麽》一书中,沃尔夫从头至尾一直唠唠叨叨地述说,她要思考 寻找一种“自由新语言”。对此,前面G就曾十分不满,并作过统计,说她一共 有五次,提到这所谓“自由新语言”。我读时至少标了七处,和他的略有出入。 S看法与此相似,他说道:“这可实在令人惊愕不已。一个专制制度刚刚破产…… 它的参与者却居然有脸大谈什麽新语言的必要性”。紧接著不解地问道:为什麽 她不去反省东德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反省一下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自己应 承担的责任”?   可能,S讽刺道:沃尔夫又想和人玩捉迷藏了。只不过,和以前东德共产党 当权时相反,现在含糊之处不再是她受的什麽难。在她的新书中,“第一次出现 了秘密警察,第一次说得清清楚楚,专制制度使她害怕”,但她却说不清她现在 “该用什麽语言去描写没良心者的哑口无言”。她自问道:“语言如何能表达、 描写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所以,现在共产党刚一倒台,沃尔夫就摆出了一副散 仙清士的面目,要参禅何处为“可(或能够)说的界限”。   不愿正视自己的良心,而空谈什麽可说或不可说的界限,S说道:“这不就 是当年那些曾沾染上了希特勒纳粹的文人玩的那一套把戏?它是历史的重复。” 接著,他说道:“克里斯蒂·沃尔夫的这本新书,不仅文学上不真,就连其中的 抵抗都是虚假的,彷佛西德战后的那些‘迟到的抵抗’。”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 voice@earthl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