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三　　期　　　　　　　　　　　　【】 　【】　　　　　　　　　　　　　　　　　　　　　　　　　　　　　　【】 　【】【】【】【】【】【】【】【】【】【】【】【】【】【】【】【】【】 　　　　　　　　　　　　　　 　　　　　　1997.6.9　　　　　　　　　　　　　　（sd9706c） 　÷÷÷÷÷÷÷÷÷÷÷÷　本　期　目　录　÷÷÷÷÷÷÷÷÷÷÷÷ 　⒈　对89年社会运动的批评及分析方法　　　　　　　　朱晓阳　陈佩华 　⒉　八九民运的领袖缺失症　　　　　　　　　　　　　　　　　陈小雅 　⒊　民主化进程的低谷：历史之启示　　　　　　　　　　　　　暂无名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传播。如果你愿 　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ｌｉｎ 　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赐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ｅｌ＠ 　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由于可知原因，凡大陆人士未公开发表过的稿 　件，作者皆署“暂无名”，待无须顾虑之日再公布他们的真名。在此谨表对他 　们的深挚敬意与感谢。另外，我们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随时变化，不必奇怪。 　　　　　　　　　　≈　版权没有　　感谢复制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朱晓阳与陈佩华合著的《象征与暗流》一书的“结 　　　　　　论”部分。 　　　　　　　　对89年社会运动的批评及分析方法 　　　　　　　～～～～～～～～～～～～～～～～～～ 　　　　　　　　　　　　　　　　　　　　　　　·朱晓阳　陈佩华· 　　中国的列宁主义式集体主义统治作为一种兼具象征恐吓和训练，改造，培养 的权力机制……从表面看去，这种统治确实很粗笨，不像现代型的政治管理。如 它在惩罚机制方面仍广泛施用象征（如公开的判罪布告，以「邪恶势力」称呼异 己者），礼仪（如宣判大会，游街示众）。但与此同时，它也使用了一套很技术 化的纪律和练习手段，而後一类方法是著眼于对个人行为和思想改造，使之成为 服从集体化统治的「共产主义新人」。为了说明集体主义的操练与集体主义以象 征，礼仪为手段的控制是如何结合成统一的技术的，我们使用了「权威人格」及 其症状来作说明，虽然并没有人对中国人的权威人格倾向作过类似在西方由阿多 诺等作过的那样的系统调查，我们仍根据作者以前的研究和别的专家的意见，将 权威人格视为中国人中存在的一种普遍人格倾向。权威人格者的明显症状之一便 是对凝结性、情绪化象征有癖好，它们热衷於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乌托邦和神话 宣传。权威人格者的这种心理倾向正好能说明集体主义的机制如何使被纪律训练 臣服，同时也是被象征和神话操纵者。此外权威人格在无论统治者还是反抗者方 面都表现出偏执、不能容忍和不能妥协的政治性格。 　　当分析权力的操纵机制时，我们强调运用集体主义的制度性、设施性工具对 社会和个体的控制和训练，与此同时，如果要讨论社会话语、言说，以及社会变 革的可能性，我们会赞成福柯所说的：关键问题不是去改变人们头脑里的东西， 而是认识到组建一种真理（truth）性的新政治是可能的；关键的问题也是改变 真理生产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性统治。 　　在本书中，我们没有对1989年的社会运动作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即使想作， 本书所依据的资料、个案也肯定不足，我们所作的仅仅是对这一运动的代表性象 征和礼仪的特点及作用的分析，基於符号分析的结论，我们将89年的社会运动 视为源起于本世纪初的那种集体主义权力表现的仪式——「爱国学生运动」的类 型。 　　我们在书中已指出89年社会运动的学生组织者，除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 外，不愿认同1949年以後共产党统治下出现的抗议运动，例如1966年的红卫 兵运动；1979年的北京之春运动等。但尽管如此，89年的社会运动仍然能从 其象征、仪式等找到与这些运动的联系。在研究社会运动的继承性方面，可以援 引艾尔曼（Ron Eyerman）和杰姆林（Andrew Jamison）的运动作为「认识 探讨」（cognitive approach）过程的理论作为参考，他们认为社会运动作为「知 识生产的社会过程」一向没有得到重视，但这一方面却是很重要的社会运动的作 用。通过将运动从这一角度来研究，便产生了将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的运动， 以其知识类型作为运动类型划分的考察方式，因而一些表面相距较远的运动便呈 现出知识的一致性，相反一些在同一社会背景和时间下的运动的知识—价值却可 能完全不同。 　　可以说，89年社会运动学习了以前属于集体主义知识—价值系统的运动的 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认识实践化；在实践中又扩展这一知识，从实例来看， 89年的运动虽然没有组织上的与以前运动的明显联系，但是其象征，葬仪，话 语却表现了它与前辈的知识一致性，例如这一运动也是以「启蒙」，「救世」为 理念的（至少在运动的主角—学生看来「新启蒙」是主旋律）。而这种救世主义 态度是与本世纪初兴起的（开明专制主义」以至极权主义一致的，与以前的运动 相比，这一运动在实践的知识方面已达到了同类运动的高水平，例如其口号的选 择和统一化；和平，理性秩序的保持，葬仪（特别是绝食）的运用成功等。除此 之外，最突出的是对官方传媒利用的成功。 　　但如我们在书中所说的，虽然这一运动有上述实践的进步，但它只是集体主 义知识—价值类型内的完善和这一知识的成功传播，从运动整体来看，它没有生 产新知识—价值。 　　作为权力掌握民众的工具和知识生产的过程，89年社会运动的重要作用是 驱使参与者和观众更具感情色彩地认同集体主义权力话语；并使这一知识话语传 播到社会的其他领域。89年社会运动的这一知识生产和传播情形，读者可以从 本书分析运动利用传媒及传媒对运动象征，话语选择传播的章节（第二章的＜河 殇＞分析，第四章的＜传媒与合法性＞）看出。 　　89年社会抗议运动的缺乏知识创新，一般地被认为是受到「中国政治文化」 的制约。而我们对这种将政治发展归结为「文化」，「文化心理」，以至「国民 性」的观点是不赞成的，我们承认政治文化（如渥伯（Verba〕和白鲁恂定义的 那样）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在政治发展中，我们却倾向于认为政治制度，经济制 度对社会的塑造和影响更重要。而人们选择制度的过程，也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文 化的作用，这一包含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过程，与其说人是被「国民性」，「文 化」等左右，不如说追逐和使用权力的人对斗争的成本和利益权衡後的选择。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感到符号学式的象征分析是不够说明历史事件的真 相的。符号学似乎使读者以为政治象征、符号的选择或抛弃是一派和平、安静的 语言争斗过程，而看不见选择口号，「提法」和服从这些东西的过程是实际的策 略和血腥的战斗的结果（福柯语），是与生死攸关的社会机制的作用诱使人就范 等，而要理解这种历史真相，读者只要看一看89年社会运动一案；看一看那些 本只想建立一个独立的社团，却不得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人的选择就会明 白了。 　　当我们观察89年社会运动的象征选择时，便至少能看出以下三种因素在取 作用： 　　其一，集体主义的霸权言说散布和占据个体的战略是透过对人的自童年开始 的家教、义务公共教育等训练和礼仪侵淫实施的，这些技术「培养」出个体牢固 的习惯，被训练有素者即使有「自由」表达的机会，其行止、其言说也自然地深 嵌著霸权话语的烙印。 　　其二，以逃避政治迫害为目的的行为和象征选择压倒其他选择。 　　由于集体主义统治权的合理性化及操纵个体的技术，是建立在「单位」、户 口、档案、家庭、考试训练等制度性设施和由它们构成的社会等级差别与升落制 度上的。政治的迫害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惩罚，因而运动的发起者（如学 生）面临的最轻威胁便是「开除学籍」、毕业後分配到边远地区、基层单位等处 罚，甚至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当六二绝食者劝说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时， 一些学生领袖提出不愿撤退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怕「秋後算帐」。此外，就本书 分析的传媒单位选择「爱国」、「救国」等象征并大肆突出的现象，也能看出他 们是要紧紧抓住具有合法性的口号传播，以避免日後被整肃，对他们来说保持住 职业是远胜其他一切的，这方面可以六四事件後的中央电视台为例。北京屠杀後 的几天内，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播出接连出现「事故」——一些抗议性的捣乱。事 例如：播音员穿暗示哀悼的黑衣服出画面，字幕将不利于当局宣传的新闻话语突 出等，当时这些行为在电视台内几乎是一致叫好的，接著来的恐惧和迫害（对上 述事件当事人）是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李鹏等当权者威胁：如电视台不能规矩地 执行指示，便要以军队的电视技术队伍取其而代之。在这种面临失去这一有权有 势有钱的饭碗威胁下，电视台内一致的意志则显得是：「根本的前提是不能让军 队接过去，宁肯我们屈辱地服从指示办。」 　　上述两事例足可看出集体主义权力的制度合理性化下的处罚构成的人们选 择知识和决定行为的作用，与这一等级制度相关联，影响运动组织者象征选择的 再次一种原因也随之而来了。 　　其三，「新启蒙」者，即那些运动的核心力量乐於使用那种以「爱国救国」、 「无私」、「忧患意识」等符号体现的知识—价值。因为认同这一知识—价值系 统，这些集团的象征性的和物质性的权力资本更能实际地获得和体验到。 　　由于在这种言说系统中，总是存在两极对立的人物，如：善良与邪恶，大公 无私与自私自利，中心与边缘等，推而广之，社会中善良的，无私的，便能据有 社会中心或高位，便能统治别人，能对别人启蒙，这种扮演「无私」和「新启蒙」 者角色的好处，对89年参加运动的大学生、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大诱惑。因 而，选择「集体主义真理」也仍是一种较为经济地掌握社会和表现权力的策略。 　　也正是再次感到单纯符号、象征分析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说对89年的社会 运动的判断是全面的。面对这样一场汇聚多种要求、愿望，规模又很巨大的运动， 要作一些十分囊括的判定很不容易。因此虽然我们从对象征、符号分析的角度提 出了这一运动乃属「爱国学生运动」的模式，但是这一运动表现出的另一些倾向 和行为：如以结社自由、新闻自由为目的的行动；以六二绝食宣言代表的自由主 义理念；以维护宪法，要求召开人大的程序民主要求；市民意识、公民意识的觉 醒则显出了作上述判断是偏颇的。特别是考虑到像「建立独立工会」这样的事如 不藉89年「爱国民主」运动这样的象征是决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共产党统治社 会既没有「制度性」的对异见的沟通，也没有妥协的条件，再加上共产党统治对 独立组织、异己组织的一贯斩草除根式惩罚等等，都足已使怀有这一类企图者非 有89年这样的象征不敢揭竿而起了。 　　既然已意识到89年的社会运动提出了明确的「独立组织合法化」、「新闻 自由」和按法律程序仲裁运动与政府争端等要求，为什麽我们还要将它编派入集 体主义知识—价值的运动中呢？我们的回答是：因为运动的那些最有支配作用的 象征——礼仪已将运动的上述要求淹没了，这里所指的「有支配作用」者是如「爱 国民主」、「学生绝食宣言」等，对这样一个由这类象征导向，而上述几种具体 要求提出者亦不能控制的运动，我们自然也不能仅仅按运动中产生了诸如此类的 新事物，便将之不叫作「爱国民主」类型的运动。 　　在对1989年社会抗议运动作评述时，我们亦想起了杭之（陈忠信）对台湾 民主运动的反省批评： 　　 　　　　即使在「支配一反支配」的民主抗争中，我们也看到， 　　以个人之内在自我为依归之精神的主体独立意识并没有健康 　　地在其抗争文化中成立。或许由于被压抑了的集体欲望在可 　　以表现出来时所呈现的强度，当旧有之图腾受到反抗、唾弃 　　之後，取而代之的是有著成为另一种图腾之可能的符号，或 　　者是为「民族之分断」而痛心疾首，或者是为「新民族」之 　　形成而奔走呼号……相反的，民主政治文化所最需要的，以 　　个人之自信、尊严和主体责任意识为基础之公民的自重的实 　　践培养，却往往不被措意。 　　在已经出现了多元景象的80年代的台湾社会尚如此，那麽在连真实的公众 生活领域都没有的大陆中国，反抗运动的言说和公众意见总是被霸权话语深深宰 制，反抗运动总是挂著「民族」，「国家」的面孔便不足为奇了。 【】　　　　　　　　　　　　　　【】　　　　　　　　　　　　　　【】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陈小雅所著《八九民运史》序言中的两段。 　　　　　　　　　　　　八九民运的领袖缺失症 　　　　　　　　　　　～～～～～～～～～～～～ 　　　　　　　　　　　　　　　　　　　　　　　　　　·陈小雅· 象骑手听到战马的嘶鸣，水兵渴望大海的召唤一样，八九民运对于每一个想 在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留下痕迹的人，都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面对一 个如此巨大，布景。灯光看来都一应俱全的舞台，每一个希望成为历史正剧主角 的人，都响应自己心灵声音的催促匆匆登台亮相。但是，决定登台的演员，在大 幕拉开的一瞬间很少领悟，自己不仅没有化好妆，没有背熟台词，甚至连剧本都 不知道。许多人的主演意识让他们不停地发表一个又一个的宣言，一次又一次地 预告着新时代的到来，但脚步却随错乱的群众晕头转向。在大部分情况下，义气。 血性。情感比理智更有感召力。精英的本色往往淹没于他所从由来的土壤。 不过，在众多"脑袋跟着鞋子走"的人当中，也有为数不多的"用脑袋走路"的 人。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介入运动的所有知识精英的圈子中， 唯一拿出了一套理论，对事件的发生进行解释，对学运加以定位，并以之为指导 进行预测，以制定行动方案，付诸操作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清洗"中被判处 13年徒刑。民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陈子明。 这个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为自我期望目标的青年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属于 认识理论范畴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模式，属于操作理论范畴 的"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模式。这两套模式，一套来自西方资本 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与政治权力变动的相关经验，一套来自中国现代政党发 生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毛泽东思想。 这两套理论，如果单纯从理论上看，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都是无可挑剔 的。因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失业，肯定下一步将会引发社会危机；社 会出现动乱，政党必然活跃，执政党的权力就会发生动摇，由此转出政治危机。 当时，根据有关经济专家的预测，中国经济的危机将于1990年到来。陈子明认 为，如果到那时再转成社会危机，将会出现天下大乱，中共的政权将难以经受考 验。而这一次，由于胡耀邦的逝世，引导社会危机提前爆发，实际上是给了中共 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即在政府经济还没有到达极弱，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 收拾地步的时候，它可以运用调整政策，扩大政权基础等方法，绕过"政治危机" 这一关。他假设中共与他一样，是看到了这一前景的。所以存在着"体外精英"与 政府合作的机会。他选择了一种类似"国共重庆谈判"，但重心倒置的方案来推进 这一合作的实现。即中共在1945年是立足于"打"，用"谈"来争取同情和时间； 1989年的陈子明是立足于"谈"，用"打"来争取谈的资本。 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共多年的严密防范下，在中共控制之外的独立的 政治力量没有滋生的机会。在"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的这个逻辑 的链条中，每每在"政治运动"与"政治组织"之间就脱节了，每次运动过后，什么 也没留下。这次学潮引发的社会危机，如果中共无法独立收拾，就不得不借用对 学运可能发生影响的社会力量。而社会力量被借用时，就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用 成立合法政治组织和参政作为平息学潮的条件。所以，就在赵紫阳的智囊们苦于 无法收拾，军队少壮派磨刀霍霍，激进民主派一味地想要李鹏政府倒台时，陈子 明却看准了，这对政府和有参政愿望的"体外精英"双方，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 会。 本着这种认识和估计，早在4月底，他便设计出了一个"三线"计划，即：一 线，由学生组成，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二线，由对学生有影响力，有社会知名 度的知识界人士组成；三线，由他主持，专司和政府谈判。 他的这套方案，看上去是无懈可击的。在一定条件下运用，对中共政府和学 生。"体外精英"三方来说，都未必不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条出路。 但是，放在1989年的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存在着一些问 题： 第一，从判断形势方面说，中国当时的危机，虽然首先来自经济，但它与西 方的经济危机有着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制约因素。 第二，中国的政治结构不同于西方，是一党专政；政治逻辑也不同于西方， 1949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政权还没有经过民主化的根本改造，在很大程 度上仍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执政人物即使亡党亡国，也不会引咎辞职。而更 重要的是没有有组织的力量取而代之。所以，无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所 谓西方式"政治危机"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可能存在的只会是政党危机或"接班人 "危机。 第三，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责任者，按照陈子明的观点，是赵紫阳和他的 改革派。而这派人物，在运动中是与民众站在一起或至少愿意与学生谈判的。如 果以危机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那么谈判的结果应该是改革派下台，"体外精 英"与改革派所依赖的"体内精英"的换位。这种结果如果出现，将正好应验了《严 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早就警告人们要防止出现的局面："利用中国的 动乱制止改革"，"把中国的困难看作是取得权力的机会，准备收拾残局"。这当然 就很难为期望和支持进一步改革的运动主体所接受。 第四，"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的模式，是五四模式。它实现 的条件，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环境：旧政权（军阀）统治基础脆弱，各派 势力进行政治与武力整合的能力因派系的多元化而互相抵消，政治上的最终胜利 有待于军事上压倒的力量和战场上的最终决一胜负。进入80年代的中国虽然也 有了民主的气象，但军队并没有经过"国家化"改造，它不同于美国的民主联军， 也不可能不为共产党说话。如果希望政府让步，必须的条件是"压力"超过军力。 否则，即使政府扩大参政面，其"民主"也仍然是随时可以由"主人"收回的恩赐的 民主。 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 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 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式 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 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从1949年到1989年，四十年中，除 1957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 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 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 "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 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 长，到1989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体：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 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的素质，至少不妨作一回 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作戈尔巴乔夫。1988 年，本人在《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选章之一》中曾判断，这批人 物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怀着"第二种忠诚"、但被误解的布尔什维克的"屈原"和" 岳飞"。其实，一年以后，因胡耀邦"含冤去世"而引发的这种压抑和不满的暴发， 虽然从客观上讲有助于推动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但从主观上说，却是一种"失 散了的自由电子"渴望回归"原子家族"的运动。1989年5月14日，十二名学者 座谈时局时，刘再复的一段话曾赢得满场笑声和掌声。刘再复说："我们党40年 来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自我批评的时候还可以，但不允许别人的批评。比如大 跃进，过热，我们自己说说行，但彭德怀站出来批评就不行，知识分子站出来批 评就不行。这样我们党就只有一个正反馈的机制，而缺乏一种负反馈的机制…… 由于我们不习惯于负反馈，我们就不断地把批评当作异端，就会堵塞言路，造成 新的冤案。这几年，我们连续对政治界。文化界。理论界一些同志的处理，就是 这样一种情况，最后连总书记也蒙受冤屈（众笑，鼓掌）。个人受冤屈，不能视 为小问题，不仅是对人的尊重问题，另一个就是堵塞了言路，堵塞了不同意见的 渠道。"很难说参与鼓掌的人中没有比瓦、哈、曼、金更适合当领袖的人物，但 很明显，他们并不认同于"持不同政见运动"，哪怕是在1989年的5月。在某种 意义上说，中国政治社会中的这种"戈尔巴乔夫梦"，比戈氏本人的明星史要来得 更长更久。 也许，事情从1986年的方励之开始有了变化。但他最终托庇于美国大使馆 的行为，说明他没有曼德拉们的勇气。1989年李鹏政府的一纸"戒严令"，也许 把更多的人推上了一条不能回头之路。但从此开始，瓦、哈、曼、金们的成长过 程，如果他们不改变路向的话，不能不说将是漫长的。 任何一场群众运动，哪怕是肯定会以正面形象彪秉于史的革命运动，它本身 的情况与它远播的名声，总是不相称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 一个判断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说："所有的旗帜，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 旗帜，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当你瞻仰陈列在博物馆和教堂里的光荣旗帜时——在 理想和希望的名义下，人们象崇敬珍宝那样跪拜在它们面前——你不要产生错 觉，因为那些褐色的斑点不是锈斑，而是血迹和粪污，粪污还往往多于血迹。失 败者的粪污，胜利者的粪污，好人的粪污，坏人的粪污，英雄的粪污，带着鲜血 的普通人的粪污。哪里有鲜血，哪里就有粪便。前者需要后者……如果鲜血超过 了粪便，人们就唱起颂歌，竖起墓碑；如果粪便超过了鲜血，人们就高喊耻辱， 并举行赎罪祭礼。"八九民运也不例外。它的旗帜上鲜血与粪便同在。有目的的 粪便、手段的粪便、学生的粪便、知识分子的粪便。北京人的粪便、外地人的粪 便，甚至鲜血背后也有粪便。对此，我们只能感叹上帝的仁慈——它总是为真与 假、善与恶、美与丑提供同样的机会；但我们也感叹上帝的吝啬——它总是不使 人满足，给人类一个完美。 【】　　　　　　　　　　　　　　【】　　　　　　　　　　　　　　【】 　　　　　　　　　　民主化进程的低谷：历史之启示 　　　　　　　　　～～～～～～～～～～～～～～～～ 　　　　　　　　　　　　　　　　　　　　　　　　　　　·暂无名· 　　在世界历史上，类似的时代常常产生类似的情绪：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的德 意志，当“拿破仑冲击波”过去、施泰因———哈登堡改革退潮后的“卡尔斯马 巴德反动”时代，在若干欧洲国家１８４８年革命退潮后的一些年代、在俄国１ ８８３年民意党人大审判之后和１９０５年革命后的斯托雷平时代，都出现过这 样的时代氛围：普遍的政治冷漠和麻痹状态下的社会“安定”、“人文热情”被 颓废之风、逐利之潮与得过且过之习所淹没（在俄国的上述两个时期，这一点都 表现为都市中酒的消费与酗酒现象的显著上升）。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绪由亢奋而 堕入迷茫与厌倦，一些人“救世不成退而救已”，进入一种“高雅的颓废”状态， 别一些人则转而寄希望于像梅特涅、俾斯麦、维特以至斯托雷平这样的铁腕人物， 寄希望于通过专制权威来推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的“改革”。 这些人中有的由“痞子”而“谋士”，从“玩”新潮变成了“玩”效忠，如俄国 的吉霍米罗夫与萨宗诺夫，有的则沉溺于“自由缓行”、“传统救国”的学理探 讨，如俄国的马克拉科夫。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保守”潮流的失败：它们 或者被自由主义的新浪潮所淘汰———如“卡尔斯巴德反动”时期德意志自由主 义潜流仍存在，约十年后又呈高激，从汉巴哈大会、“格丁根七君子”直到奥芬 堡纲领，走向了民主的“二月革命”。在１８４８年后的又一反动时期，以进步 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全德工联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也没有放弃反对派立场，并 在“宪法争执”与“文化斗争”等问题上显示了力量（当然妥协起了很大作用， 但这仍然是作为独立力量的反对派与当局的妥协，而不是效忠），最后终于确立 了“后俾斯麦”的自由宪政。 　　直接导致极权暴政的黑暗时代并将国家引向灾难，其典型的例子如希特勒上 台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一大群德国知识分子屈服于“禁忌体系”的“威慑”， 向纳粹表示效忠，结果是听任纳粹把德国引向了毁灭！二是恰巧遇上了“聪明的 专制者”，实行“普鲁士式改革”，并一时颇有成效，然而社会矛盾并未消弥， 且因“改革”而愈益积累，最后是自由主义反对派之被“消解”适足以为宗法式 反对派之成事铺平道路，“现代多元主义”之销声匿迹适足以为“传统多元主义” 腾了地盘，弘扬个性的“激进派”退出舞台适足以为扼杀个性的“激进派”占领 舞台创造条件，其结果是在一段时间的“发展”与“繁荣”后“革命”仍不可免， 然而那已经不是华盛顿与拉法叶特的革命，而是列宁们或霍梅尼们的“革命”， 而自由主义也就与它所服从的专制者一起玉石俱焚了！ 　　与中国类似，东欧各国（包括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既不是发生在典型的 斯大林恐怖时代的封闭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只可能产生极个别的不为人所知的 殉道者，如苏联的留京、中国的遇罗克等），也不是发生在以“体制内思想解放” 为主流的“解冻”时代（象索尔仁尼琴、方励之这样的人这时尚属于这一主流， 真正具有反对派意识的人，如中国的魏京生、苏联的Ａ·Ｎ·金兹堡，那时仍是 极个别的例外），而是发生在“解冻”之后又试图再次“封冻”的时代。如１９ ５６年前后的匈牙利、１９６８年前后的捷克、１９５６年前后的苏联（与１９ ８９年前后的中国类似）。但“封冻”时间一长（一般在五年左右），这一运动 就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捷克，“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后的不合作运动最初曾具有全民性质，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几乎全民都曾一度是“持不同的政见”的。少数几个“布拉 格之春”时在位的亲苏保守派如英德拉、比拉克等是如此孤立，以至苏联很快的 放弃了立他们为傀垒的企图。后来转而为苏联人效劳的许多捷共领导包括头号傀 垒胡萨克（他曾在斯大林主义时代坐过牢，几乎丧命，“布拉格之春”中是改革 派，被占领初期仍持抵触态度，甚至到次年４月１７日他在苏联扶植下取杜布切 克而代之正式登基后，还不敢立即撤回对苏联占领的谴责，直到１９６９年８月 ２０日，即被占领一周年后他才撤回了这种谴责）在内，都经历了一个“转弯” 的过程，套用现在某些人的话说也就是所谓树立“独立于‘清议’的勇气”、“抛 弃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过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布拉格之春” 之后的捷当局与其说是复辟了保守派的政权，不如说是所谓“新保守主义”政权。 在这个政权的强制下１９６９年开始了“正常化”过程，也就是迫使全民跟着“转 变”的过程。“正常化”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２年，在这年掀起的政治审判浪潮中 大批“政治浪漫主义”者被投入监狱，几十万人被开除党籍、公职、下放、改行， 近２０万人流亡国外。在这样的威慑力量之下，捷克人似乎逐渐接受了“现实主 义”，绝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出了国，“入侵周年”的抗议性纪念活动规模逐年 缩小，１９７２年后已基本消失，而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媚俗”之风广为 蔓延。到最后捷克人的人性扭曲竟然达到如此地步：１９７７年反对派的《七七 宪章》公布后，当局居然能发起一个大规模签名运动，通过各工厂、单位的“自 发性”集会征集了几十万人在一份“公众谴责”《七七宪章》的“反宪章宣言” 上签名，尽管他们中没有几个人看到过这份被查禁的《宪章》，而拒绝签名在那 时所冒的风险也不象在“正常化”时那样大！１９５７年以后的匈牙利也经历了 类似过程，而且其“现实主义化”的进化比捷克还快，如果说在捷克，在哈维尔 等人身上还体现着从“布拉格之春”到１９８９年“天鹅绒式革命”之间持不同 政见运动的传统连续性的话，在匈牙利这一连续性表面上似乎已中断了：１９８ ９年崛起的反对派已经完全是新时代的产物。而匈牙利当局对于“浪漫主义”的 消灭曾自信到这种程度，以至于６０年代以后每逢匈牙利事变周年尤其是逢五、 十周年都要大吹大擂地纪念一番平定“反革命”的胜利，而不担心会刺痛人民的 心。（请对比一下我国当局现在对六·四纪念日的忌讳与回避！）然而当年，匈 牙利人与苏联坦克搏斗时的英勇悲壮决不在我国六·四之下。就连血泊中被苏联 人扶上台的卡达尔，当初在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大家庭”时也表现得极为 “浪漫”：他曾在召见苏联大使时挥拳怒喝：“我是匈牙利人，一旦需要我会赤 手空拳地对付你们的坦克！”（后来据说卡达尔曾私下对人解释过他何以一夜之 间变得“现实主义”起来的原因：“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我就会被撤换掉；而 另一个比我更坏的人上了台，也许还是会那样做的”。Z0威廉·肖克罗斯：《罪 行与妥协》４５，２４１页；久尔科·拉斯洛：《卡达尔———历史背景下的肖 象素描》９２页。这就使他有了“独立于‘清议’的勇气”，而把自己昔日的朋 友和同志、缺乏这种“勇气”而只不过有点儿为真理而献身之精神的纳吉·伊姆 雷送上了断头台！） 在苏联，因抗议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企图和对“异端”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 丹尼尔的逮捕而于１９６５年兴起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曾发展很快，甚至１９６８ 年苏联出兵侵捷后在国内强化起来的镇压也未能阻止其蔓延。到６０年代末，按 麦德维杰夫的标准（即不仅在家里和朋友的沙龙里发牢骚，而且以各种方式公开 表明自己的“异端”政见）可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据麦氏估计——— 已从运动兴起时的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萨米兹达特”（私下出版物）也进入 其鼎盛时期，其种类达数千种之多，并形成了复杂的传播网络，各种地下刊物如 《维彻》、《火凤凰》、《２０世纪》、《政治日记》与《立陶宛天主教纪事》 等广为流传。众多的半公开的小团体，如“保卫人权自发组织”、“人权委员会”、 “大赦国际苏联组织”等纷纷成立。然而进入７０年代后，持不同政见运动就开 始走下坡路：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包括Ｎ·久巴、Π·雅基尔、Ｂ·克拉辛、Ａ·多 布罗沃尔斯基、Ａ·彼得罗夫（阿加托夫）、山·李帕夫斯基等由于各种原因（屈 服、厌倦或本来就是“痞子”乃至“打进来的人”）纷纷表示忏悔，其他许多人 如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尔则日渐消沉并脱离了这一运动。其余未被关押、流放的 人中则兴起了“出国热”，（索尔仁尼琴、沙发列维奇与麦德维杰夫都曾对这种 “并非都是迫不得已”的反对派出走表示不满）以至于１９７７年，仍在国内活 动的持不同政见者已从高潮时的数千人骤减为数十人（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 持不同政见者》５１页）。而且无论在 国内还是在流亡者中，持不同政见者之 间的分裂、不和与内斗都很普遍，它使得“要发动一场共同行动更加困难”。（同 上７６页）萨米兹达特运动“在７０年代是倒退了而不是前进了”，地下刊物与 反对派著作“手抄本”的传播“当初是很有希望的，现在（１９７７年）实际上 已经不复存在”，而“在国外出版的俄文书籍能够进入俄国的，显然比６０年代 备受称赞的地下刊物的传播量少了十几倍甚至成百倍”（同上１２６页）。与此 同时，颓废与冷漠 在国内蔓延，酗酒现象已变成无法控制的社会病，而当局则 得以利用人们正义感的麻痹，发动了与捷克的“反宪章宣言”类似的、对持不同 政见者的“公众谴责”运动，如１９７３年苏联８０余名科学院院士签名发表的 斥责萨哈罗夫的声明等。 　　总之，７０年代后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正如麦德维杰夫所 言“处于一个低落甚至衰落的时期。在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削弱了， 新思想和新倡议也起来越少”，“民主运动不仅遭到了削弱，而且出现了危机， 这是不可否认的”。（同上１２０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之于当 局的镇压，因为７０年代总的来说当局的镇压还没有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 之后那两年来得严厉，而在那两年，民主运动却保持着上升势头。 　　那末这是为什么？当然这里有国内外气候的问题：７０年代国际上在“缓和” 气氛中西方的绥靖主义、孤立主义比较盛行，在人权问题上倾向于低姿态；在国 内，勃列日涅夫的“维持会长”干得还不错，虽无起色，但亦未爆发危机，人们 求变情绪不强。然而持不同政见者队伍内部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首先是由浮燥的乐观主义导致的悲观主义，尤其是具有文化决定论色彩的悲 观主义。６０年代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曾乐观地认为，苏联既已“解冻”，就很 快变成一条奔腾的江河，要不了几年的斗争与改革，就可以实现民主化。然而几 年过去，这种前景并未实现，于是浮燥的乐观就成了绝望的悲观。７０年代在苏 联持不同政见者中流传着一句俄国古谚：“悲观者认为事情必然变得更坏，乐观 者认为再不可能有比现在更坏的事情”。很多人都认为苏联社会不可救药，俄国 人的劣根性不可救药，因而一心只想离开这个国家。文化决定论在他们中极为盛 行，如７０年代加入持不同政见者行列的作家Ａ·季诺维也夫声称：“西方文明 中的民主和自由之类东西，对苏联社会的正常生活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大 多数苏联人拿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而特权阶层则认为这些东西是对他们安全的 威胁。”“任何时候，这里的人民都决不会理解西方那种个人自由意味着什么”。 （米兰《晚邮报》１９７７．１１．５）这种悲观引起消极情绪，消极的蔓延削 弱了民运，而民主运动的削弱又进一步助长了悲观论，形成了恶性循环。 　　其次是以“后现代”面貌出现的颓废、玩世情绪的影响，即有人称之为中世 纪“食客”的无聊、或称之为“波希米亚（俄国文学中指玩世不恭者居住的地方） 气氛”的那种浸染了某些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毛病：缺少人文关怀，“玩”民 主、把严肃的事业变成了游戏人生之幕间曲。一些流亡国外的苏联人“更象电影 明星，而不象政治流亡者”（（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１９７６年１——— ２月号，９２页），一些国内的苏联公民为了达到出国之类的个人目的而混迹于 这一运动。麦德维杰夫曾提到一个名叫乌林的诗人因作家协会拒绝为他的五十岁 生日祝寿，而一怒之下宣布自己为反对派并受到了排挤。他对人说：“多年来他 们要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谁也没有写诗去赞颂那些跑到捷克去的苏联军队，而 我却写了，并发表了。可是现在作家协会却不愿举办一次招待会来祝贺我的生日。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让他们也知道我是不好惹的。”（《论苏联的持不同政 见者》，６页）对部分持不同政见者中的这类“波希米亚气氛”，索尔仁尼琴、 麦德维杰夫等都予以尖锐批评。索尔仁尼琴主张弘扬东正教的传统救赎精神，而 “社会民主派”的麦德维杰夫则倡导马克思式的人文关怀。实际上，专制社会中 的价值非理性与价值虚伪性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都体现了专制制度对 人性的腐蚀，然而一些“痞子”们却以前者来标榜对后者的反叛，以接受专制制 度的腐蚀来显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说：“这些人很可能使整 个运动走上投降的道路。一旦遇到适当的气候，他们就准备分道扬镳，或者出卖 朋友”。（同上） 　　第三，导致持不同政见运动“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运动本身的发展，使 “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都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 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 致彻底的决裂”（同上，７４页）。一般地说，急风暴雨式的抗议运动容易达成 合作，而平静之后的思想建设则势必导致流派纷出。这种现象可能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它意味着民主力量的削弱，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多元化的健康发展。避 免前者而实现后者的关键在于要使争论尽可能成为思想的争鸣，而不要流为狭隘 的人事纠纷。遗憾的是这两者的界限常常不易把握。 　　第四，（这在当时的苏联民主派中是有争议的，但笔者同意麦德维杰夫的观 点），当局的镇压使得持不同政见运动从广泛的社会目标日益转向“为自己而奋 斗”，因而眼界缩小，与社会的距离加大。７０年代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日益把 精力集中于争取自己的某些成员的获释、出国、改善待遇之类问题，而对社会的 关注减弱。当时的一封“外省来信”对此批评道：“就连对人类文明的命运、对 我国和世界的命运具有深远洞察力的萨哈罗夫，也为了保卫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 者的权利而卷入了这一斗争的漩涡……他几乎整天都在为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案 子说话，于是一般人经常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该作者呼吁：“只有当持不同 政见者扩大了自己的眼界、摆脱因受迫害而带来的那种特有的偏见，转而去关心 图拉的工人、沃洛格达的集体农庄庄员、特杜辛的图书馆管理员和波多尔斯克的 暑期学校学生的生活与权利、争取人权的斗争才会得到成功”。无疑，这样的批 评是可商榷的，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社会民主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而自由主义 者是不会同意将争取社会权利的目标置于争取个人权利的目标之上的。的确，“社 会至上”原则的泛化正是宗法共同体扼杀个性的中世纪原则以现代极权主义的形 式得以苟延的根源。不过，否定“社会至上”并不等于可以不关心社会。而当时 的苏联确实正是由于持不同政见运动与社会的疏离使当局对他们的迫害很少顾 忌，而这种迫害又反过来使持不同政见者局限于“自卫”、与社会更加疏远，这 种恶性循环也是使持不同政见运动在７０年代的苏联一度面临困境的原因。 　　不难看到，中国民主运动在目前面临的问题，与苏联—东欧当年是大体一致 的。尤其是苏联，如果说文化决定论的悲观主义在东欧各国因民主运动的民族主 义色彩而不突出的话，那末中苏在这一点上却颇为相似。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 些问题所导致的“保守”之潮并未能阻挡民主进程。正如麦德维杰夫在１９７７ 年苏联民运趋于谷底时所说：“１９６５年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看来现在已成 强弩之末。但是，持不同政见运动今天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同上５６ 页）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民主已在“前苏联”实现，而麦德维杰夫仍然是 反对派———他现在是自由主义的俄罗斯当局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派，并享受到 了他当年全力争取的“反对的权利”。相对于激进的自由派而言，他现在被认为 是“保守”的。而这样的“保守主义”今天的中国倒十分需要，遗憾的是我们的 “新保守主义”与他的距离就象与英国保守党的保守主义的距离一样遥远。 　　“新保守主义”者很强调“人的有限性”。的确，人性有其软弱的一面，即 可被扭曲的一面。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并不特别地比东欧—苏联人更“有限”。 与上述苏东情况相较，中国的人性发达水平更低，但被扭曲的程度并不更大；中 国的民运总的来说起步晚、组织水平与思想水平等综合素质都较低，但高潮之后 的“保守化”趋势并不更严重。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如按麦德维杰夫的标准 计，大概从未达到数千之多（如苏联６０年代末那样），但在目前的低潮时期恐 也决未萎缩到仅数十人之微（如７０年代后期的苏联）。六四民运的社会动员程 度道义感召力均不如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民运和１９６８年的布拉格之春（尤其 不如后者），但其“幽灵”却使当局至今视六·四纪念日为大忌，而不敢象匈捷 向局那样大吹大擂炫耀其“平乱”武功。中国的民主运动从未把任何一个“保守 派”首领赶下台（如同匈牙利人民赶走拉科西、格罗，捷克人民赶走诺沃提尼、 杯葛英德拉一样），但它的道义力量却使得低潮时期仍然留在台上的“开明派” 政治家中没有出现象胡萨克与卡达尔那样“独立于‘清议’的勇气”，没有发生 那样令人作呕的大转弯和灵魂大出卖（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违心的言行）。 中国的工人在高潮时期没有“浪漫”到发动总罢工、占领工厂或成立独立工会的 地步，但在低潮时也没有“现实”到成千万人（捷克的成十万按其在人口中的比 例就是中国的上千万）签署象“反宪章宣言”那样的东西的地步。中国的“院士” 们在高潮时没有成批地签署过象捷克《两千字宣言》那样“浪漫”的文献（当然， 在“声援绝食”的那几天里有不少人签署过很多“呼吁书”之类的低调文件）， 但在低潮时期也没有象苏联的“８０院士声明”那样在报刊上堂而皇之地签名亮 相，去咒骂自己的“浪漫”的同行（当然，他们接受了当局导演的以“单位”的 名义开除方励之的安排，这是苏联科学院所没有对萨哈罗夫干过的。但在中国， 个人从来不对“单位”的行为负责。）最后，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一些人在当 局的迫害下曾有过软弱的或不高尚的乃至堕落的表现，但是也还没有人象苏联的 多布罗沃尔斯基那样在报上发表大块文章以示“反戈一击”的。 　　总之，中国人的现代意识还不发展，中国的民主运动还很弱小，数千年专制 传统与几十年极权制度加于人们的心理负担十分沉重。中国人的人性有软弱的、 扭曲的乃至阴暗的一面，但与苏东民运的历史相比，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悲观绝望 的理由。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极权主义扭曲人性的“潜力”已经用尽，我相 信只要当局充分运动“威慑力量”，它完全可以培养出一批中国的多布罗沃尔斯 基、制造出中国式的《反宪章宣言》签名运动，炮制出中国式的“８０院士声明”， 它当然也可以每年六·四举行官方的“平暴胜利”的周年纪念以炫耀武功，如匈 牙利当局７０年代在每年“事变”纪念日所干的那样。———但是，任何“威慑 力量”也不能泯灭人性的深层本质：对自由的渴求。 　　对比今日苏联和东欧已经发生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目前 所处的低谷而感到灰心和沮丧。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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