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二　　期　　　　　　　　　　　　【】 　【】　　　　　　　　　　　　　　　　　　　　　　　　　　　　　　【】 　【】【】【】【】【】【】【】【】【】【】【】【】【】【】【】【】【】 　　　　　　　　　　　　　　 　　　　　　1997.6.6　　　　　　　　　　　　　　（sd9706b） 　÷÷÷÷÷÷÷÷÷÷÷÷　本　期　目　录　÷÷÷÷÷÷÷÷÷÷÷÷ 　　葬礼与权威主义潜流：朱和宋的个案（下）　　　　　　朱晓阳　陈佩华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传播。如果你愿 　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ｌｉｎ 　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赐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ｅｌ＠ 　ｅ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由于可知原因，凡大陆人士未公开发表过的稿 　件，作者皆署“暂无名”，待无须顾虑之日再公布他们的真名。在此谨表对他 　们的深挚敬意与感谢。另外，我们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随时变化，不必奇怪。 　　　　　　　　　　≈　版权没有　　感谢复制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接sd9706a） 　　　　　　　　　　葬礼与权威主义潜流： 　　　　　　　　　　　朱和宋的个案（下） 　　　　　　　　　～～～～～～～～～～～～ 　　　　　　　　　　　　　　　　　　　　　　　·朱晓阳　陈佩华· 　　　　◆　宋对毛死时情景的回忆及宋的家庭　◆ 毛泽东死时宋才12岁，他记得的情景是全家都在哭。 毛泽东死的时候我们都很悲伤，就觉得好像天瘫了似 的。以後这个国家怎麽办？我的父亲也哭了。我很少看见他 哭，我们吃饭时，还一边听著这个广播。我的母亲也哭了。 按宋13年以後的讲述，毛泽东在他的家人心中的形像一直是 「伟大的」，而且他不像一般人那样认为周恩来和毛泽东有矛 盾，他说；「我们当时就反对江青，跟毛泽东无关」。在毛临近 死的1976年前後，仪式化的崇毛早已不搞的时候，宋每当见报上 有毛泽东像和毛的语录还将它们剪下来贴起来。当他的哥哥把这 些东西扔进火里烧掉时，宋和他大吵了一架。在那时候宋每有过 失（他说是「犯错误」），他的父亲除了揍他以外，便是让他跪 在家里的毛泽东像前，向毛请罪。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後，在 访谈中，宋谈到毛泽东时仍充满佩服。他认为毛泽东的「思维很 好」；这种好思维在于「他能驾驭很多人，他能把这些人玩於股 掌之上。」此外，「他从一个农民能成为一个轰动世界的领袖」 也是他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原因。宋对毛的佩服超越于是非评价之 上，有些像是怀著对待一个理想色彩的悲剧英雄和一个具有父亲 角色的领袖的感情。连毛玩弄政治手腕之处，在他看来那也正是 毛的高明，是能使他佩服的优点。他为毛的失败而惋惜，并不无 感动地谈到1973年批林批孔时，为实现「抓革命，促生产」，他 的父亲，叔叔们（父亲的同事）加班加点干活，不给钱，每天累 得半死才回来。这样的事他理解为是为实现毛的「夙愿」，但是 夙愿未成功。毛的夙愿是什麽？他没有讲，但从他对毛的有关叙 述来看，毛的夙愿是「人类翻身解放」一类的大业。 像我一样，毛在宋脑中的地位及宋对毛的心态是以宋个人经 验的家庭，学校，单位等为机制形成的。在以下内容中，我们根 据对宋的访谈材料，将其个人故事中，与权威人格形成有关者作 一些讲述。 宋的家庭按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划分，其父母都是出身贫农。 他的父亲出生於河北某地的一个偏僻乡村的贫苦大家庭。父亲只 读过两年小学，便被其兄（伯父）带领离开家去混生活。抗日战 争期间伯父被日本人抓到东北，後又到承德当劳工。在家乡的很 多亲戚参加了共产党的八路军，有些人为此而战死。由于这样的 背景，1949年以後这个家族一直得到共产党的照顾，即使是在60 年代初的饥荒时期，每月仍然领到政府发给的津贴。伯父在1949 年以後进了一家大型的国营单位：某某部科学研究院工作，于是 在四处流浪的父亲便来投奔伯父。後来他也进了这家单位当工 人。 对于父亲来说，共产党政权建立对他的生活和地位的改变是 相当巨大的，在他看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的荣耀的社会地位。 这一地位给他提供一个生老病死有保障的单位。仅此就使他的地 位大不同于四处流浪，打零活，或是在乡下当农民了。此外这家 单位是中央某一大部直接管辖的研究院，仅听其名就很体面。这 样的单位相比同类地方单位，往往在各方面都有特权。宋认为其 父一惯地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非常忠诚，便是与父亲的家庭背景和 他个人的经历一致的。 父亲经历的另一方面则显得他是一个被冤屈的积极分子。他 从很早便在积极靠拢党的组织，不断地写申请要求共产党接纳他 为党员。宋从刚记事开始就常常见其父伏在案上写入党申请书， 父亲的这种想进入共产党组织的认真和迫切之心给他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此外父亲靠自学读完初中和高中课程，以後又读了职工 大学，这亦使宋对其父有「勤奋好学」的评价。但父亲与单位领 导搞不好关系，因此他的积极性几乎从来不被理解。不仅於此， 他还屡遭冤枉。入不了党岂不说，他好不容易在1966年读完职工 大学，单位领导却决定不给他毕业证书，只算是肄业，并且被分 去干厂里最苦最脏的活：翻砂铸造。宋父受到的这种整肃是毛的 时代最普通的惩罚和监督方式，即利用「单位」驯服个体。 宋对其父之所以遭到不公正对待的解释是，父亲在1957年保 护右派，尊重知识分子而与其单位领导发生磨擦，领导怀恨便整 他。从宋的话里我们已很难确定其父经历及遭遇的原委如何，其 中可确凿的只是宋的父亲是一个档案里有政治「污点」，干著工 厂内最差的一种工作的工人，而且直到1989年仍然如此。家庭负 担却很重，全家七口，到70年代未涨工资以前每月只有92元收入 （其中宋母的收入是32元），有时还要给老家的亲戚寄钱。 文化大革命开始後，宋父成了积极的造反派分子，他参加的 组织属于「井岗山兵团」。这是一个被认为是激进造反派的组 织，即被指为以造共产党体制内的「各级党委」和「领导干 部」，即官僚阶级的反为主要目标的「少数派」。这类组织 的参加者多为共产党统治下被压迫、被剥夺权利者或丧失名誉 者。与这类组织相对的「保皇派」（保守派），则多为：劳动模 范」，党团员，科室干部，老工人等。 宋父在单位参加了造党委书记的反。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初期（大约是1968年），宋父当了委员，可以说这时是宋父一生 中最辉煌的时刻。不久以後宋父就离开了革委会，宋说其父 是「被赶出去了」，因为什麽，我们不详知。虽然如此，宋父的 积极政治活动一直持续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 宋强调其父虽然造党委书记的反，但一惯保护知识分子，特 别是他的职工大学的老师，为此宋父曾经与来其单位（抄 人」（抓这些老师）的北大「联动」发生武斗，并被打。 1976年周恩来死後发生四五运动时，宋父每天到天安门去抄 悼念诗文；毛泽东死後，他悲痛地哭了。就在那时单位的领导人 来找宋父，让他写一封致当时的党中央和毛的遗孀江青的信，表 示效忠。信的内容包括「我们院的牛鬼蛇神又在蠢蠢欲动」之类 的告秘之词，并将反四人帮的「牛鬼蛇神」的名字一一点出，希 望中央注意。为什麽其父得这一任务，宋说是因为他的文笔特别 好，在职工大学学的是中文系。但这一任务使宋父陷入了绝境。 一方面他不敢违背领导指示；另一方面又不敢将那些据说是他的 老师的牛鬼蛇神的名点出来。当时授意写信的领导人每天晚上到 家里来找宋父谈话；宋父每夜睡不著觉，这些事使同住一室的宋 看在眼里。後来宋父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他将要由他写的信 的内容告诉他将出卖的人，请他们与他商量该怎麽办。这些「牛 鬼蛇神」说：老宋，我们也没有办法，你能告诉我们这件事，我 们已经很感激你了。说著他们就哭了。最後宋父就将信交给了领 导。 四人帮被粉碎後宋父写的这封信被公布在单位的大字报栏 上，宋父又为此写了一篇大字报长文（占了专栏的一整面），陈 清这封信的始未。但无论如何辩解，宋父还是因这封信而遭到了 批判。这时候他既气愤地称：「这是逼上梁山」，另一面则非常 紧张，以致让家人将腌放在屋外的咸菜搬回屋里，防止有人放毒 谋害。父亲在单位的遭遇，使生活於同一大院的宋，深感侮辱， 他觉得在人前连头也抬不起来。 这件事情虽然不久即过去了，宋父幸而未被列为「三种 人」，但其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与刚粉碎四人帮时大多数中 国人感到欢欣鼓舞的情绪相反，不到两个月，宋父的头发全白 了。从此以後他更发沉默寡言；宋及家人挨他打的次数更发频 繁。後来调整工资时，虽然他是应该涨一级的老工人，却只得涨 了半级。1982年宋父收到了补发的大学毕业证书，在好几天内， 他想起自己的遭遇来就哭。 宋认为父亲的上进和反抗性影响了他个人的性格。从他描绘 的家庭内长久的气氛和人际关系来看，其父是一个传统中国式的 父亲：即在家内拥有绝对支配权力，不苟言笑的严父。宋认为父 亲最喜欢自己，但父子之间绝少谈话，更没有坐在一起商量问题 的习惯。宋长大以後更少与父亲说话，平时见面如同路人，连招 呼也不打。宋称其父的性格是：「说一不二，说错了也要照著 办，很厉害。」在这个家内不仅孩子得绝对服从父亲，母亲也必 须事事听父亲作主张。而且母亲如同孩子一样，稍有不服便遭父 亲殴打。至于父亲打孩子，在宋看来更是家常便饭。 宋对其父的感情是一种爱恨交织，既要服从，又经常反抗的 心态。宋对社会的反抗，像一般的人一样，是从反抗父亲开始 的。而其父对家庭成员的统治除了靠他那种「积极好学，上进」 博得子女佩服外，似乎便只有棍棒一项显得要紧。宋说他从有记 忆开始，几乎每天挨父亲打，动辄便被喝令跪到毛泽东像前请 罪；宋长到18岁时还在挨打，他提到其父打他的可怕程度时说。 有一次他不小心砸了三只碗，吓得逃出去不敢回家，以躲避其父 的殴打。其父的殴打教育使宋发展了强烈的侵犯性情感，而且他 在经久考验下，对被打也少有畏惧了。他经常与他的同辈打架。 影响最大的一次是高中将毕业的那个学期，他同别人打架而将眼 睛打坏，以致四个多月没有念书。伤好以後，他的一只眼睛留下 了遗症，视力减退，而且不能灵转。当他评论这事时说：「这种 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随便了」 其父的专权和独断给他的烙印很深，以致1989年抗议运动发 生後，宋自然地将社会的反抗联系到家内的情景。他在家中号召 妹妹和家人应该在家里游行，反抗父亲的专制。 宋认为父亲之所以如此惨酷地打他和家人，是因为在单位里 抑郁不得志和家里穷，使父亲的脾气只有在妻子和儿女身上发 泄。宋在这样一个家庭内成长起来，其人格中会具有强烈的权威 主义倾向似乎是很自然的结果。 宋父这种施虐倾向的强烈显然是与他在单位里的地位低下， 而他又是一个不甘卑微者的状况有关，而宋父的这个单位不仅直 接影响父亲的人格演化，也直接影响到宋的人格形成。因此在描 述宋的成长尤其是他的社会化经历时不能不考虑其父单位和他後 来工作的单位对他人格的重大影响。由单位扮演政治社会化的驯 督者是和家庭，学校同等重要的共产党统治下权力对个体政治社 会化驯服的手段之一，单位的意义对于城市居民的人格驯化又有 直接的作用。在共产党的集体主义全权统治下，无论是传统的还 是现代的民间社会经过50年代後都被消灭了，被共产党取而代之 的是党层层控制的全能化工作单位。单位控制个体不仅表现为进 入或脱离单位很困难，而且表现为单位之间构成社会等级差别， 从而使依靠某一单位成为社会名分炫耀的根据。这样的单位已具 有传统宗族家庭的功能。可以说共产党政权弱化了传统家族的社 会功能，却强化了「单位」的家族功能，特别是在文革之 後，单位不仅具有浓缩的大多数社会功能，连吸收新职工都主要 从本单位职工子弟内招收。 宋的家庭就是存在于这种始於毛的时代的「社会化的单位」 内。宋家的小院为单位的大院所包围；父亲和母亲都在同一单 位，他们的同事就是邻居。宋的同学都是邻居的孩子；宋上的学 校是单位子弟学校，他的老师就是他父亲的老师和同事，他的哥 哥和嫂子也是父亲的同事，因而其父在单位的一举一动，及这一 单位的任何风吹草动宋都能直接感受到影响。例如1976年宋父因 「效忠信」而被批判时，大字报便贴在家门口，因此宋感受到像 其父所遭受的一样直接的歧视。更有甚之的是，学校的同学都知 道这件事，因而宋更发感到无脸见人，而事过以後宋的小学老师 还对他说，「你的父亲的字真棒，你的父亲是好人。」老师能如 此赞扬宋父从而使宋转而为其父荣耀，是因为老师便是同一单位 的人。 可以说父亲单位内人事关系的细微之处宋也能直接感知，更 不用说其父那种最底层，并总是倒霉的地位在他的心中烙下的痕 迹会很深了。值得注意的是宋父的单位是一个大型的研究设计 院，其中人员有共产党的高干，有从事技术设计的所谓知识分 子，也有宋父这样的为新设计作试验性生产的普通工人。在一般 情况下，中国社会的等级，名分在这一高度浓缩的社会中能比其 他没有如此复杂结构的单位更强烈地表显和被其居民感受到。其 父那种积极「上进」与倍受压抑之感，造反与服从并就的人格和 强烈的施虐倾向与这一单位联系起来似乎都较易於理解了。此外 宋本人在叙述中时时强调的其父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 宋白己对大学生态度的暧昧都能从他长成的这个单位的社会环境 变迁找到心理形成依据。 　　　　　◆　宋对权威的反抗与「监狱」　◆ 宋的人格中权威主义构成逐渐牢固化与他成年後的单位更有 直接的关系。 1982年宋高中毕业後没有考上大学，这件事对他来说影响巨 大，就像60年代其父没有入成共产党一样。这件事意味著在宋这 一辈「积极上进」仍然像父亲一样是失败的。 但这一年他虽高考落第，却分得一个体面单位的工作。宋说 他因成绩在落榜者中还不错，从照片来看长得较帅，可能再加其 家庭出身好（工人）的缘故，他被从众多人中（据说万人）挑 出，分配到外交部的某某国宾馆工作。 宋进入这个新单位在开初使他和整个家庭产生了一种「暴 发」的感觉，以後在这个一般中国人视之神秘之极的单位内，宋 原有的反抗和渴慕权威的人格更有了发展的环境。 他这份新工作使他的家庭，特别是父亲为儿子的地位感到十 分荣耀。宋的「外交部某某国宾馆管理局」的工作证成了他经常 示人，以谋取特权的名分符号。他的派头也很快学得与这家单位 的外表形象一样神秘，尊贵。他说凭他的工作证和派头无论到哪 里都有小汽车伺候。他曾到河北老家亲戚家玩，感觉像衣锦还乡 一样，那里的人都将他视若「中央首长」。有一次他到北京郊区 的怀柔县，住在宾馆里，这家宾馆的小卖部卖烟时，按其「土政 策」买好烟要搭卖劣质烟；宋去买烟时，售货员也许是惧于他的 派头，而「忘」了搭烟给他，但这时在一边的另一个售货员提醒 其同事应该搭烟给宋。宋对这种他认为是对自己冒犯的态度很恼 火。他很快就去找到宾馆的经理，称那个服务员不安心工作。经 理问他是哪个部门的，宋乘机将外交部的工作证甩出来。经理马 上就吓坏了，根本不敢再问他是哪一级别的。宋则模样很大地训 斥经理，「你是怎麽管理的？」 。 宋从来不对人清楚地说明他的职位，即使在香港被访问讲述 其经历时也如此。他爱用一些如「大学生」，「国家干部」之类 的词来模糊其身份。但通过其叙述所作工作，我们知道他是这一 能常常见到中央领导人的单位中最低级的一种人——服务员，即 站在「中央首长」身後伺候茶水，递接擦脸巾，换餐具的「下 人」。 宋开初到此时对自己的地位也是有些神秘而崇拜不已的。他 第一天上班时，在单位的院子里走了一会儿，便不敢再朝前走 了。一切都是那麽神秘，而且到处是站岗的兵守著。不久以後， 宋像其他新招来的服务员一样，被送到外交学院去半脱产进修， 学了一点英文，法文，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中共党史 等课程。这个学校的经历给他的满足和影响是他得到一个将自己 从此称为大学生的机会；另外在开初他也以为自己将来的前途当 然是外交官了（他的根据是外交学院即培养外交官的地方。以後 他发现他这样的服务员进修生想成为「外交官」简直是梦想）。 紧接著神秘感消失後，他在这家单位里耳闻目睹到实际的等 级森严的状况和深感在这一秩序中自己位置之低下；而且更重要 的是他突然得到了站在底层清楚看见权贵之耀武扬威的机会。在 这样的咫尺之内他亦发现那些长期出现在影屏上的形象完全是他 可以取而代之的。这种联想一与自己的地位联系起来便觉得更发 难受和屈辱。 他的日常工作是每天去拔草，搂树叶。这家单位纪律很严。 像军队一样，他不得不规规矩矩地服从他诅咒为「笨蛋」的领导 人的使唤。如有外宾来住宿或是中央首长来设宴，他就在厨房做 帮手或是在餐厅作伺应生。这样的工作环境和近距离观看首长吃 饭、谈吐使他很快便对原来想象的「放光的形象」完全失望，并 充满了「瞧不起」。如会见外国来宾，回答外国人间话时，他认 为首长说的都是蠢话，其原因是他站在背後已为首长想好了得体 的答词，首长却不按他的思路回答。 我觉得尽丢脸，他们的思维很慢，思维太老，他们岁数 太大。有时翻译已经说出来了，我在旁边的时候，我都已经 想好了对策，我应该怎麽回答，领导人回答的东西跟我的不 一样，很笨，我就觉得这些人的水平很低。 这样一些思维迟钝者要由他这样的人来伺候，而不是颠倒过 来，他坐在前面回答外宾的提问，首长站在他的背後端茶水，这 件事使他愤愤不平。 他更发瞧不起中央领导人的是他们除了讲废话，很笨外，还 经常到这里来吃喝。他看不出这种吃喝除了以特权挥霍外还有什 麽意义，因为他们有时来开会就餐，在他看来开会的时间很 短，「他们只在会议室坐一会儿，就好像是在等吃饭，到时候他 们便开始吃了」；宴席往往丰盛得令人吃惊，熊掌，燕窝时有， 西餐则有使欧美国家客人也惊叹其贵的红鱼子。他说这种宴会就 是他在童年（70年代初）常看的电影里国家要员举行宴会的镜 头，在那时候它们给他的想像是「上面就是天堂，就是神」。现 在他看到了天堂的真实情景了，而在这些「神」吃喝时，他又发 现他们也像老百姓一样划拳，说话言语很粗，喝醉後也是胡说八 道。 这些事日积月累便使他为自己如此聪明而只有如此地位倍感 不幸。他谈起权贵对他的伤害来，觉得深受刺激的事还有这样一 件。有一次接待日本来的一个代表团，日本人未到时，中方的官 员先到了。按他的观察，为首的顶多是个「部级」的人。他人不 太老，身体也不坏，但宋去打开车门请他出来时，他不自己下 车，非等服务员架他出来不可，宋当时感到很别扭，但还是和别 的服务员一起将首长搀扶出了汽车。虽然他认为首长是摆架子， 以显得尊贵，但他没有特别生气，一是因为他不能确定首长是有 病还是故意装的；此外他还觉得在这位置上如此摆显也是应该 的。後来他对此事怒不可遏是日本客人显出的举止，使他联想中 国首长的行为而大受刺激。按宋所说，日本人是一个残疾的老 人，他一条腿不方便，年龄看上去已够需要搀扶的标准，而且宋 等人在事前已得领导通知要对他多照顾。因此当这个日本人一出 现，服务员就有准备地上去搀他，可是他不让搀，自己下来了。 宋看著他「一瘸一拐，瘸得很厉害，但挺胸抬头，从大台阶上走 过去了」。宋说： 我当时震惊很大，我的想法就很怪，我想怪不得我们那 时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垮了，就是因为他们有骨气，那位官 员走路的姿势非常难看，但是他也挺胸抬头，要自己走。 当正式会见开始後，宋突然发现首长没事一样地站著与日本 人握手，谈笑。这一眼看去便使他气昏了。那天中午他连饭也不 吃，没胃口，只是不歇地骂娘，称那位首长算个什麽东西，他也 敢跟他宋某拿架子？ 如果说这些「笨蛋」和「什麽东西」要他伺候还有一点点合 理之处可找的话（宋崇拜枪杆子打天下的一辈，他们是他渴慕的 英雄，他称他们「建国有功劳，功高盖世」），那麽他们的子女 凭什麽得到高官厚禄，则使他感到毫无公平可言了。 宋对高干子女的仇恨之深是令人难忘的。这种仇恨似乎来自 对这些人的父辈，爷辈的权威渴望和在其面前相形卑下的下意识 心理，因为这样的仇恨是合乎理性的和他赞赏的「无功不受禄」 的道德信条的。宋愤恨地说： 很多高干子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女儿是很笨的人，但他 们都得到很高的职位。这些人去的地方都是大宾馆，当大饭 店的经理。那些地方当然好了，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要小 车有小车，要住房有住房，要姑娘有姑娘，太好了，什麽都 预备好了，还有钱。我们就没有，就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高 干。 虽然是在批判特权，但他口气中那种「大丈夫当如此」的心 态却很分明。最使他痛受伤害的是在同一个单位长大，又是旧日 同学的高干子弟的「不公正」升迁。他说： 他们也没什麽大不了的，学习成绩不如我，工作能力不 如我，长相不如我，他们怎麽就能当大官，我他妈的还干这 个。 宋说他一想到这点就「有气」。他声称自己属于「新势 力」，他在将来就要与「新贵族」（高干子女）决战了。但是他 似乎已找不到如何取代新贵族的合适於他的路。出身工人在毛的 时代很可值得骄做一阵，并且能得到「翻身」的机会，但现在只 够他得到一个使他倍受侮辱的［服务员」的位置；80年代新出现 的一些看得见的提升机会则因为他没有大学文凭而与他无缘。他 批评并蔑视大学生的言词不少，除其事实根据外，内心的羡忌也 是一重要的使他怨愤的心理原因。对他来说似乎翻身的路，除等 待革命外，都被堵死了。 在国宾馆工作的以後几年，他越来越感到难受。在此处境 下，他认为这个开初被视若天堂和神秘的单位是一个监狱，他 说，每天去上班就像去上「刑场」一样难受。 他开始寻找机会发泄不满。当他被安排去将树由一个地方移 到另一个地方时（他认为这是领导故意无事找事，不让他和其他 服务员闲著），他和同伴故意破坏劳动工具和设备；他疯狂地偷 宾馆的东西，如将拖鞋之类没有数的公物用宾馆的车拉出去卖给 市民。这样作的目的他说是既为泄愤，又为赚钱。他认为自己的 疯狂在国宾馆服务员中并不是仅有的，他说有些同事更是毫无缘 故地破坏公物，例如常有人将瓷的小熊猫垃圾桶推倒，砸了，没 有道理，就像是要听一听陶瓷碎地时的声音似的。宋自己的报复 权威的事还包括故意不给国宾馆的顶头上司局长让道。有一次局 长从过道里迎面走来时，宋的处长，他称为「大笨蛋」的人，在 局长後面呼：「快闪开，让局长先过去。」宋听见这呼声後反而 更发堵住局长的路，并大声地讥刺处长像（列宁在1918）中 的「特务」喊「列宁同志先走，快让开」是为了暗害列宁一样。 宋最得意的一次报复是拿据说是邓小平将要用的脸盆洗脚。 他这样描述他所称的这一「玩笑」。 第二天邓小平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晚上把他的用具收 拾好了，如脸盆，毛巾之类，他的脸盆是银的。我收拾完之 後，就拿他的盆洗脚，我的同事就喊，喂，你找死呢，这是 邓大爷的，（我们叫他邓大爷）我说不就是你知道我用这个 盆洗吗？他能洗，我就不能洗？我就要洗，洗完之後，我把 水泼出去，刷一刷，喷一点香水。 他从这种行为像是获得了一种施虐的快感，与此行为相类似 的还有，在给国宴上菜时，他将好的东西先吃掉。而在他利用机 会报复权威，以抵消地位低下的「不公」时，他自作聪明地想法 抬高自己的地位，例如装模作样地以「派头」唬人，利用工作证 的「外交部」印章抬高身价。最令人谛笑的是他请与之关系好的 门卫士兵，在看见他带朋友进大门，特别是带女朋友时，向他立 正敬礼，以便他在朋友心中有一种高深莫测的形象。至于他干什 麽工作，那就很自然地常常避而不提。 就在这样一个他认为监狱的单位工作期间，他与父亲的对抗 更发激烈。过去他虽反抗父亲，但一直对之怀有惧怕和敬畏；现 在他的反抗却加上了蔑视和瞧不起。至于说他敢顶撞父亲而父亲 不敢打他，那已是最起码的斗争底限了。他对父亲反抗，按照他 说主要是关于一些政治问题的见解的争执；他瞧不起父亲的事主 要是父亲总叫他「要与领导搞好关系」，并称「你不喜欢他（领 导）也要跟他搞好关系，他是你的领导。」这样的教训使他格外 受不了。因为从很小受其父拷打开始，他便认为父亲是一种凶暴 的，反抗的形象，如今父亲的奴性，懦弱一经显出便使他大失所 望了。此外，他认为父亲与领导从来搞不好关系，却要求儿子搞 好关系，这亦使他不能理解。而最後当他请求父亲及家人帮忙调 出国宾馆时，父亲一口回绝「不可以」。 与父亲吵架的结果是他从家里搬走，现在他不怕了，他搬到 单位宿舍去。 1986年底，87年初安徽，上海发生学生运动後，宋兴奋无 比。因嫌北京学生闹得不凶，不过瘾。他很著急，跑到北京大学 去找中学的同学，教导他们应该怎麽干，「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 看看」。他说： 他们（学生）当时没有太大的目标，他们只不过对反对 　　自由化不满。我当时没有指责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我 没有什麽直接冲击，精神污染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当时我就 说这个国家的失误大多了，而且太不平等了。就是我说的高 干问题，我当时指责的是这些问题。 宋认为他去煽动学生时已太晚了，已经一月份了。照他 说：「他们当时已动不起来了，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胡耀邦也很 快就倒台了。」于是他只是白白激动了一场。 80年代的社会转变使宋日益强烈地感到离开国宾馆会对他的 前途有好处，他认为自己犯不上费尽心机，成年累月地拍领导的 马屁，以求升一个服务员的头头的位置。这时候离开某一单位， 也不像过去那样显得可怕，而且离开单位和进入一些虽无正式编 制，也不保障生病，退休等福利，但能搞到钱的单位也较容易。 从高墙内他已经看出自己可以出去作生意发财，而且可以利 用在外交部建立的关系，以在此学会的派头、官腔去生意场上唬 人。此外他一贯在心中攀比的高干及其子女经商已成世风，要走 此道则只有离开国宾馆才可能。 为了调离他称为监狱的国宾馆，申请调离不得批准後，从 1986年起他就装病，请病假，有一年不上班，直到1987年9月得 到单位许可调离。以後他来到一个叫「某某理事会」的字画买卖 公司，他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这是一个能接触高干子弟的单位， 他要和他们在一起，要看一看他们怎麽「倒」，学一学。据他说 他是这里的第三号人物，含糊其词之下他就是「官」了。从此他 自称官倒。 　　　　　◆　宋对幸福的回忆与怀毛之风　◆ 　　从宋的谈话来看，80年代中国社会给他的印象可以说一无是 处。即使是评价他自己得到好处的事，宋都表示出非常不满。 宋描述那一时期其父单位的改革时，称「简直是讹诈」。在 此他深怀仇恨的是当时正在推行的「厂长经理承包责任 制」和「优化组合」等改革措施，他说： 领导把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不赚钱，工人做要钱很多， 他们就把工作交给农村乡镇企业去干，领导可以得到回扣。 这就变成买卖了。他们这样干了一年多，下面的人都不知 道。後来可能因为分赃不均，有人举报了。最後国家要罚他 们，他们逃税；他们没钱了，他们就落实国家政策，他们就 精简，列出几条路：第一，你（老工人）在这里如果被精 简，可以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外出）干二年，每月交回 厂十多元钱，可以保证将来涨级，可以保职，（因为）老工 人希望有稳定的工作，有退休金。第二，回家去，每月要交 回三十元钱，能保职，但不能提工资，将来有活干还可以回 来工作，分房等还有权利，看病不花钱。第三，（每月）交 七十元钱，可以保证将来涨工资。有的工人就问，我们的钱 从哪里来？他们说，可以做生意。但谁给我们生意？哪有那 麽容易！我们家的人回来之後好像还觉得这是对的。我听後 就说，「我要是在你们那里工作，我就要揍你们的领导，把 他打清醒了。」这是混蛋逻辑，这样不造反行吗？我在天安 门还跟他们说这件事，这叫什麽改革。这叫什麽社会主义制 度，这是剥夺我们的劳动权利，我们有劳动权利，这是犯 罪，这是我们的血汗。但我们家的人都没有怨言，他们只哀 声叹气，以後怎麽办，可要找一个好工作呀，还是念书呀。 　　我说你们都是大学生，父亲念了十几年书，最後怎麽样、最 　　後不还是工人，给你平反了，又怎麽样？我的父亲说，「我 大概没问题，我是这个地方的元老了，」我说，「你没问 题，你的儿子，儿媳妇有没有问题？还有全院的那麽多 人？」就这样，去年（1988）年底分红，厂长分到两万，我 父亲分到五十六元，车间主任分到二千元。他们还觉得工作 是领导找的，领导应该多拿。我就说，六十年代的活是谁找 的。如果是毛泽东给你们的，那毛泽东应该拿多少钱？他应 该拿多少回扣？ 我们很难从宋的讲述中断定事情的原委是什麽，可肯定的 是，宋对国营经济改革是愤怒的。此外，从宋的整个谈话来看， 可能是由于其渴望权威的心态（在他的言谈中常以要「公平」来 表显）和另一种相反的卑微心态强烈交织在一起，因而他的叙述 和对事物的判断多掺杂著偏见和自我掩饰，例如他的言语与他标 榜的教育背景及形象便有相当距离。宋的言语是北京低层，受教 育不多的市民的语汇，但宋又自称是知识分子（大学生），是干 部；而他强调自己是「官倒」，则有些硬将官位朝自己头上扣的 感觉，但探究他设置的这些心理保护外壳不是我们的任务，现在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宋的「不满」。 这是一种近乎不加区分的「不满一切」心态，而且其中充满 了自相矛盾。问他对改革的看法时，他赞成改革。他用「该改的 没改，不该改的改了」来表现他的价值判断的统一。哪些「不该 改」呢？似乎不该有「留职停薪」（即其父单位的改革），但要 是没有人事制度的松动，他不可能将挡案关系长期存在原来的单 位里（1988年初正式调离国宾馆以前的半年时间），人却在别的 单位挣钱，而且当他千方百计从国宾馆调走时，他咒骂「旧体 制」将人的一切都管起来，使人没有自由。他赞赏资本主义，认 为社会主义违背人的「本欲」，是不可能搞好经济的，但其父单 位的改革使他愤怒并溢于言表的却是这种「改革」还叫「什麽社 会主义」。 宋认为使他对社会日益不满和越来越强烈地想要反抗的原因 是社会的不公平，以前在家他感到的家庭地位卑微和在国宾馆感 到的如同监狱囚犯的低下、不自由虽已不再折磨他，但他发现自 己也算赶上时潮，挤入了他乐于充当的「官倒」队伍後，烦恼却 依然紧追他不放，这种烦恼在他看来是因为更发感到「不公平」 了。 在某某理事会，他的工作是收购画家的字画，然後再卖给外 国游客。这个单位的好处是既自由，又好捞钱。它不是如盲流、 个体户那样无「单位」可依，被排除在「名分」之外的自由；而 是打著一块国家「单位」招牌，实际是自治组织或半自治组织的 集团；因而这种单位既有「名分」唬人，又有个体企业那样的资 金，人事和经营项目灵活性。开初宋在这里还只是如他所称 的「看一看他们怎麽干」。据他说，他还没怎麽捞钱，虽然他巳 发现这个单位捞钱很容易。弄钱的最普通方法是开假发票，将卖 画得的大多数钱装入自己的口袋，只要账面清楚，看不出漏洞就 没事。但一开始他不敢，他还有良心，还牢记著他爸爸的教 导「无功不受禄」，赚来的钱合上缴，自己靠工资生活。不过很 快他便学著干起来了。他说： 有一次我能拿三万多元，但是我没有拿，因为这确实有 一点过火，是犯法的，可後来我一想，那些人拿的钱太多 了，以後我也拿。 问：你指的是一些什麽人， 宋：就是那些地位高的人。我干的时候还很多呢，那时 　　候，我一天到晚地干，病了都没有办法休息。後来我就觉得 不公平。 从此以後他什麽都干，见什麽捞什麽。到1989年初，他每月 从单位以外就能挣一千元。东捞一把西捞一把，走到哪捞到哪， 他的衣兜里随时装著成堆的发票，照他所说，全是假的。挣来的 钱就「大吃大喝，什麽都干」。 但这样自由自在地奔忙似乎也没有消除他的不痛快。这种烦 恼一方面是各种见闻使他得知，自己日夜攀比要赶上去与他 们「平等」的高干及子弟捞到的钱财不是他靠一辈子做假发票能 达到的。人家的地位是真正有权有势，相比之下，自己虽然自称 「官倒」，是「干部」和「第三号人物」，但心中明白自己地位 之低下，不过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小团体的业务员而已。另一方面 他十分担心自己不但升不到有权有势的高位，而且怕眼前得到的 突然没了。他说； 今天可拿一千元，没准明年一分钱都挣不到。（而现在 挣钱）就已是很危险的，很多都是很麻烦的事，知道自己是 错的，也不合法，朝不保夕；谁都会想，我将来怎麽办，以 後没有固定的收入怎麽办。 就这样，在社会转变的80年代後期，宋的各种对不及之事的 渴望，对已得好处的担忧都以「不满」表显出来，也许由于无所 适从，他对自己的行为的价值判断也吃不准。 他谈起来充满价值混乱的另一椿与企业改革有关的事是他和 一些哥儿们集体去帮一位在实行承包计件工资制工厂里做活的哥 儿们突击任务。 这家工厂是改革的先进单位（第二汽车制造厂的下属单 位），其方式之一是计件承包，按月计算并验收完成的工时，平 时愿什麽时候干都可以。宋的哥儿们一个月中有二十多天在工厂 外晃荡，做生意，打麻将，与朋友喝酒「侃山」（聊天）；到月 底时将几个哥儿们招呼到厂里去帮他加夜班赶工时。他让宋这样 的人每个看六台车床（正常情况是一人管一台），两三夜便将全 月的工作完成。这件事宋讲起来津津有味，并总结出资本主义生 产效率高的秘密经验来。但他评价这家工厂的改革则一言以蔽之 「扯蛋」。以他对社会现状无一遗漏的不满之情来看，对此事物 冠以「扯蛋」不足为奇。但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何以干得十分上 心。照他的描述是，一天就干出正常工人三十多小时的工作，而 且不累，既不获报酬，也不得任何单位的表彰，但觉得充实。除 开好奇外，这件事可看出他深刻依恋的正是那种「哥儿们」情 意。「哥儿们」在北京是很要紧的社会关系；哥儿们有些类似帮 会兄弟的性质。在哥儿们之间通行的是中国式情同手足，不计个 人得失，一人有难大家帮，有福同事，人人平等，不存隐私的集 体主义准则。在哥儿们关系中，最高的评价是某某人［真他妈够 哥儿们」；最大的恶就是不够哥儿们最高的罚便是将之从哥儿们 队列里「开排」（不再是哥儿们）。80年代自治组织和半自治组 织的建立，以哥儿们关系为组织资源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由 以上所述「哥儿们」的特点亦可看出，这种组织有很强的类如家 族，帮会的集体主义色彩。 在宋看来这一工作是为哥儿们干的，所以他情愿，他兴致勃 勃；至于改革，那是「扯蛋」。与此事相关联，他常常谈到他的 「义气」。他的快活都是和他的哥儿们在一起用赚来的钱喝酒， 神侃。这些事他讲起来毫无悔愧，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公」，只 是一派陶醉有馀的神情。另外，他还夸耀自己和别人赚钱不一 样，他不为钱，赚来的都是「和大家一起花完，吃了」。而除哥 儿们圈子外，满目皆是他愤愤的「不公平」。 在记忆中，宋的幸福生活是「四人帮」打倒以後。华国锋还 在当政的1978年前後。他说： 1978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好了，那一年给中国人的印象 是歌舞升平，那时每个人都有很高的干劲，工作很积极，因 为还有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思想，干劲很足。那时早上都 可以喝牛奶了。还可以吃一个鸡蛋，然後就去上学；市场上 突然有东西卖了；华国锋还给大家涨了一级，那时的东西很 便宜，还停留在（原来）那个物价上，又有一点钱了。 宋回忆的「歌舞升平」日子正是城市居民。特别是工人的利 益因旧体制没有被触动，而不感到受侵害的时期，不仅如此，由 于城市就业人员普遍提升了一级工资（这是二十几年来第一 次），物价基本稳定（最基本的利益调整——农产品价格提高 还没有作）以及其他包括安置知识青年回城就业在内的保证城市 居民利益作法的实行，倒使城市居民切身地感到了「毛体制」的 好处。 与宋对华国锋时代的怀念相关联，宋的许多对社会变化的评 判也像普遍的城市居民的看法一样，具有强烈的城市偏见和歧视 乡村和嫉妒农民的特点。70年代未，农村实行改革後，农民获得 经营非农产业的权利，使原来城市与乡村的利益格局显出农民的 市场经济在蚕食国营体制的城市居民的利益的局面，城市人如宋 者对改革的不满便以迁怒农民「胡来」来泄漏。这些城里人的不 安和失落也包含了受到乡村的冲击後，所产生的城市特权地位沦 落的痛苦。在宋的言谈中，他屡屡提到改革的「乱改」之一便是 让农民办工厂，抢了国营企业工人的饭碗（如其父单位的改革： 企业领导人将活包给乡镇企业去做。）；农民企业欺哄骗诈，产 品低劣，以贿赂和回扣打开市场；农民愚笨，贷款经营不善和被 坑而破产，只有去自杀。如宋提到他的姑姑工作的农村，有一个 农民贷款经商被骗，没办法还而自杀的事。宋的评判是农民笨， 国家不该货款给他们，因为「他自杀了，说明白了就是国家这笔 钱最後不知不觉地用各种方式收不回来了。」而这件事从另一角 度，即比较国营企业如发生亏损或其他与此农民之案相同的事， 则不会有人自杀的角度来看，则可说明农民个人对承担过失的责 任感和对自由的认识和体会都比宋这样的城里人要切实。 在宋的回忆中，1988年夏天，中共当局准备按邓小平指示搞 「物价闯关」的价格改革而引起的抢购风潮是一件印象深刻的 事。 有小道消息搞得很恐怖，很多人买七、八条床垫。在当 时的情况下，有一点前奏，比如前一段时间火柴不好买，卫 生纸也买不到，确实有些国营商店的物价与前一阵不一样。 突然就不一样，而且逐步在涨，老百姓就慌了。而且这个抢 购风还不是从老百姓开始的，是一些官员的夫人或孩子，他 们先去买东西。我的家本身就没有多少钱，我们家也去买了 一些东西，但还是不严重。当时很可笑，很多人排队买床 垫，买了一段时间以後，价码一下子涨到三百，这些人还排 队，还要买，又涨了二十元，当时一个排队的老头就说：这 真赶上国民党时代了，国民党那时都不敢这样涨。疯了，更 恐慌。北京还好一点儿，外地更厉害，我们家在西安有一个 亲戚，他们买了一万斤面，把屋里全堆满了。 这件事也使他对共产党的不满意更加深了；与此同时，他的 惶然不安也加遽了。 　　　　◆　对自由的「畏惧」与神话渴求　◆ 宋和我的故事都导向了一个共同点，即在80年代後期，他们 的心理都充满不安和焦虑。这种心理可从其人格形成的政治社会 化教育，集体主义权力建立的全能单位制，户口管理制等心理形 成机制看出根源，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格与中国的经历过毛主义时 期的一般人有相似之处，即或多或少地具有权威主义人格倾向。 关于中国人的权威主义人格形成过程及其心理机制，白鲁徇 著重指出过中国式家庭的意义。我们赞同白的这种看法，同 时还强调集体主义权力依靠国家政权设施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如作者之一在《毛主席的孩子们》一书中著重分析了国家统一教 育的学校阶段的政治社会化对中国人权威主义人格形成的意义， 提出：「中国青年政治积极分子的权威人格特征与学校这一新的 政治社会化环境紧密相关。」 按照《毛主席的孩子们》一书的结论，在文革之後红卫兵一 代和文革後长大的一代已经开始了非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即他们 不相信过去教给他们的理想；对那些理想持拒绝态度；咒骂当权 者；拥抱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是非政治社会化并不意味著这 些人的权威主义人格倾向正在消失或被取代，正如弗罗姆所说： 一定的性格倾向通常是与儿童的环境相适应的，当某种 性格倾向变得支配一切的时候，并不意味著其他的性格倾向 就消失了，或由于受到压抑而消除了……当环境变动较大 时，儿童甚至包括以後的成年人有可能使这一些潜在的倾向 浮现并呈一种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性格倾向。这种变化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最初的性格结构不会全部消失，而是部分地被 新的性格取代，部分地与之溶为一体。一个新的性格结构与 　　旧的结构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新的结构却足以产生一种大不 相同的性格表徵形成的动力……那些以前形成的性格结构之 所以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占支配地位，其原因不是由于这种 性格结构刻板而下易改变，而主要是由于性格与环境之间的 关系一直不断加强的缘故。 文革之後的非政治社会化似已削弱形成权威人格的社会机制 作用，特别是这一类人处在基本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如《毛的孩 子们》的访谈对象移居香港），而新环境相比原来形成他们的性 格结构的社会要自由，并具有自由发达社会的规范性时，这些个 人往往只是短暂不适後，或快或慢地，其集体主义政治社会化心 理便显得模糊，甚或消褪了。 但是这一类人从实际来看大多数仍生存於在原有社会条件下 转化的社会中；在那里，新社会制度和新的言说的进入（如个人 自由及相应的存在化条件；择业，迁徙等自由的可能成立，平等 竞争的社会保证等）是交杂於旧的社会之中，旧的社会机制发挥 的作用藉新的条件甚至能变本加厉（如官倒），相比之下，新的 社会承诺的个人自由倒显得价格昂贵而使人却步。 我和宋就是在这样的非政治社会化时期显出复旧和自相矛盾 的心态。这种畏惧，不安和个人无力感与弗罗姆指出的「逃避自 由」的心态似乎有些相似。 弗氏提出的形成人对自由畏惧的重要人格基础即权威主义人 格，及其形成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条件正是我和宋不缺的。而 在面对80年代社会转变时期的状况时，即使是宋和我这样的巳算 得社会中敢以行为追求个人自由的人，也是在寻找途径将自由抛 弃。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显得与文革红卫兵一代相距甚远，而且已 接受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价值口号（常常表现为要求「自 由」，「人权」，「民主」这一类政治符号），但是并没有准备 好承受自由的代价，也没有条件将个人的要求合法地置於个人主 义立场之上提出。 我和宋在这一有个人自由的新知识传播，同时社会也在随之 变动（如经济自由化趋向，人事控制，户口管理松动）的时期， 寻找出路的方向，显然是趋向於既能提高权势地位，又能有身份 和活动自由的途径。在这种时候我们看到的我和宋产生宁放弃自 由，独立，而寻找「体制内」体面职位的行为和愿望，便可说是 集体主义权力在作用。换句话说，与其将这种畏惧，趋向保守和 民族主义，权威主义的心理归结为「文化」，「传统文化」，「 国民性」等原因，不如说是来自具体的，赤裸裸的个体追求生存 和权力中，对集体主义权力设施，制度，话语和象征的屈服；与 此同时也包括对这一权力制度的好处——物质利益，名分，权势 等的渴望。正是这些具体体现在单位，户口，家庭，教育上的实 现集体主义权力战略的设施和这一统治的合理化，在诱使我和宋 渴望回到这一权力的统治下。 阿多诺在关于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报告中说： 当政治和经济的事件使他们（权威主义人格者）深感到 与私人密切相关的个体现实性时，他们就依靠固定的和熟悉 的现实逃避方法，在心理上缓和紧张和不踏实的感觉；从而 给个人提供某种理智的安全幻觉。 权威主义人格要的这种虚幻保证，在政治生活中便是象征， 神话和礼仪等。由于这些人想望的个人自由是符号化的，因 而其消除个人不安感的可行途径实际是抛弃自由，回到「一 致」（往往以「公平」，「平等」，「民主」等口号表现），并 要求一种导向集体主义言说才能兑现的理想重现。在这样的时 期，对我和宋这样的人来说非政治社会化倒成了一种使个人不适 的条件。而在交织著孤独，无助之恐的心理中，这些人谋求的是 一个「好政府」。例如宋称他要的是「好主义」，而不论其是资 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按当时民意调查来看，一般民意要 求的实际是「党风正」，「廉洁」，「有效率，有魄力」，即有 意识形态维系和感召力及政策贯彻力的权威政府。而「好政府」 之能称好，最根本的是要「使人民生活过好」，人民称心。如此 笼统，模糊的「人民」和「好」，要满足这种抽象表达的要求， 在中国则有「爱国」，「民主」，「自由」，「改革」一类高层次 的有合法性的象征和街头运动的仪式，特别是发动葬仪来投合。 对我和宋来说追求自由这种个别化的知识一价值，在1989年 初已走到类似弗洛姆描述的这样一种状态，即处在「两可之 地」。「一方面已摆脱传统权威得到自由，变成了一个『个 人』」，弗氏说：「但与此同时，他变成孤独，孱弱的人，变成 他的自身之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他自己被异化於其他人，进而 言之，这种状况摧毁他的自我，威胁他，虚弱他；并使他准备去 服从新的奴役。」。 在宋一面拚命捞钱，一面咒骂社会不公平并以赚来的钱和哥 儿们吃光喝尽表现自己的道德和价值，我在自由流窜，实则想寻 找「单位」摆脱盲流状态时，中国大陆正流行著所谓「毛泽东 热」，而在知识界则还有「新权威主义」的兴起和「忧患意 识」，「危机意识」的倡导。这些社会现象的共同之处是，都有 祭出集体主义统治的神话来投合权威人格的心理象征依恋的倾 向，按以前我们所述，这一类高层次，以凝结性语言构成的符号 是权威人格者向往的。而从全权控制松动，市民社会萌芽生长的 角度来看，我和宋所处的「公众生活领域」都是充满了集体主义 霸权话语面孔的「民族神话」。 「毛泽东热」也是当时比较有俗文化色彩的一种神话依恋。 这一现象表现为1988年前後出现的一系列活动。它们包括，关于 毛私生活，毛泽东研究的书籍畅销走俏；张挂毛像成为民间风 俗；关于毛及毛时代的歌曲，民谣被传唱；参观毛故居和将毛供 为民间鬼神谱系的「大帝」、「神」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流布最广，最深入民间的是所谓毛泽东的 卫士长口述的对毛泽东生活的回忆。这一回忆有十种左右的变体 版本，每种的印数估计都不下十万。 这些回忆描述毛泽东普通人生活和感情，标榜使毛「走下神 坛」。但一读之下就会发现它们是在重新制造毛的神话。从新制 的形象来看，毛更发接近民间的鬼神。例如这些书中描绘毛的战 争经历的情节，特别是毛被兵困黄河岸边，脱险却因数倍之众的 追兵，站著观望毛及部众若无其事，从包围中走出去时，字里行 间表露对毛的神运的虔诚相信，其言说也不时在暗示毛的神性和 克里斯玛光芒。 毛泽东私人生活描述一类的书籍再造毛神像时，城市市民， 特别是普通工人怀念毛则明显露出该集团的利益色彩。如当时流 行的民谣：「毛泽东坏，毛泽东一毛顶一块；邓小平好，邓小平 一块顶一毛」；以及「毛泽东给我送来的铁饭碗，邓小平给捅了 一个眼」都表现出工人，市民的怀念毛泽东是与毛时代城市居民 生活稳定和普遍保障的政策有关。此外毛时代给予工人的「主人 地位意识」也是工人怀念的；而「主人地位」又有毛时代分配的 平均化作为回忆的依据。 当时普通城市人民这方面的心态还可从一首歌颂毛泽东的人 人会唱的民歌（东方红）套入新词流传反映出来。新词为： 　　　　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个。他为自己谋幸 福，他要人民各顾各。 只有生活於中国大陆的人才能体会出这一民谣表露的那种愤 恨，无奈之情。尤其是「他叫人民各顾各」一句，可说是深含对 各人自奔前程和改革「大锅饭」制度的责难。与此同时，它也将 强烈到痛苦的怀旧之情表显无遗。 宋谈到其父对毛的态度时说： 他虽然是大学毕业，可是大学毕业以後没有作研究，他 作了工人，他对毛的看法还是好的。第一，毛使他翻了身；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工人吃香，知识分子不吃香，文化大革 命，工人扬眉吐气，向领导造反，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向知 识分子造反，他们最有大的靠山就是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 的崇拜一直没有降下来。毛在位期间工人的生活比较稳定。 虽然生活不好，但那时工人的工资稳定……。 宋对毛的看法不像其父那样坚定，他在理性的意义上和总的 看法上认为崇拜毛泽东是「皇帝思想」，因而不赞成，但是在具 体的事例判断上，则显出他与其父的心态相去不远。如以前他描 绘的其父单位改革之不公平例。当按承包合同其父单位厂长分得 两万，车间主任得两千，其父仅得56元，宋鼓动认为分配合理的 父亲应该「造反」时，便振振有词地与六十年代比较，称那时的 工作是毛给的，毛泽东应该拿多少钱，该拿多少回扣？ 在宋看来毛就是那时流行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神像：即 一个能抱著警卫痛哭，并帮他们写情书；寻常则吃咸菜为乐，最 大享受不过红烧肉；好动感情，无私心而且为神运笼罩的人民领 袖。毛的这些品质，在我和宋这样的民众看来，1989年新死的胡 耀邦承有。 　　1989年宋逃到香港後，在访谈中还吹嘘他在1987年初，当年 的学运平息时，就已向哥儿们宣扬；「不要著急，这场运动结束 了，三年後还会有一场更大的运动。」他声称：「那是新势力与 新贵族的斗争，为什麽今年不行？三年以後是1989年，是四十年 大庆……90年亚运会又要召开，亚运会有一种更大的冲击，更大 的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冲击，很多外国人会到中国来，会带来外 国的文明。」在这一堆胡言乱语中，可以看出他在等待的就是一 个使他翻身，取新贵族而代的革命机会。 在这里我们应提醒读者，回顾以前描述的89年初的自由氛 围，以及在那种几乎什麽都可说，什麽都敢做时，人们反显出的 焦灼，紧张，没有前途，没有明天的未日之感，所有这些综 合起来「要出事了」便是一种可以概括当时普遍心态的口头禅。 「搞不好要出事」成了有国家意识的人挂在嘴边的话，但似 乎惧怕出事的人也在盼望出事。因而无论是基於个人遭际所起的 逃避困境的愿望，还是以聪明智慧，以知识为背景；无论是以年 运的推算，气功特异功能为根据，还是因胸怀政治目标需要寻找 机会，总之，所有这些人都走上了想「根本解决」国家和民族前 途的路，也就是说都在盼望能提供「安全幻觉」的奇迹出现，都 在等待「出事」降临，出事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前 途，能找到「出路」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心态。似乎互相感染 和由集体主义霸权话语拨弄的心态已形成普遍翘首张望一 种「盛大节日」到来的集体症侯。 在这样的时刻，执政的共产党中不想要「出事」的当权者可 以说是坐在一个火药桶上了。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意见和建议请寄：voice@earthling.net